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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又到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到了，不由得想到在端午节习俗。在古代，农历五月初五被认为是“毒月”、“恶月”。就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雨水越来越多，天气变化，人们容易生病，自然界许多昆虫都或出来了，什么蛇虫蚊蝇蝎蜈蚣蟾蜍等，还有细菌和病毒都很活跃。
在中国古代，科学及医疗都不太发达和普及，生活环境简陋，农历五月因为虫咬、感染瘟疫、精神烦躁等导致生病、死亡、意外的人和事风险增加，也正是毒虫肆虐、瘟疫流行、邪气伤身等引起古人对自然的风险的恐惧与规避。于是，人们在这一天民俗中有喝雄黄酒、带香囊、插艾条等辟邪祛毒的仪式和办法，其中寓意着古代人们的智慧和传承。
记忆里，印象最深的端午节习俗就是贴挂钟馗捉鬼画，特别在江淮地区，家家都悬钟馗像，用以镇宅驱邪。临近端午节，不少信众家中大门不方便张贴悬挂钟馗像，特此以朱砂印制钟馗像相框台摆，可放于家宅堂中，驱鬼辟邪，镇宅保安康，也是为了辟邪、辟瘟。
在民间传说中，钟馗是个抓鬼大师。他面目狰狞，人鬼见了都十分害怕，但钟馗却是个为民除害，专门斩妖除魔的鬼仙，只要是在阳间作恶的鬼，都难逃他的手掌心，因此古人非常信奉钟馗。通过悬挂钟馗画起到驱妖斩鬼的效用。
“朱砂神判下天宫、手拿宝剑带七星，顶上平悬一口印，真言五雷将邪轰，有人请到家中去，万辈平安福禄增。”端午的钟馗手持宝剑，剑指之处，是一只飞来的蝙蝠。这幅画取的是“只见福来”的谐音。如果你注意看，就会发现钟馗一手擎剑向上，另一只手所指方向则为东北角，一剑驱鬼解决过去，一指所向，在时间和空间中都有开始的意思。
唐朝以前，并没有钟馗捉鬼的传说。据传唐明皇曾患上怪病久治不愈，有一天唐明皇做梦时，梦见有小鬼偷贵妃的绣香囊及明皇玉笛，钟馗从天而降捉住小鬼，将小鬼囫囵个吞吃掉了。唐明皇醒来后，他身上的怪病竟不治自愈。唐明皇认为，这一切都是钟馗的功劳，于是便册封他为神将。虽说自殷商之后再无九九人皇，但天子毕竟是九五之尊，唐明皇的册封还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正史中并无唐明皇遇钟馗的记载）。所以唐代钟馗传说形成时他已经有辟邪驱病驱鬼的神力。端午挂钟馗以辟邪，后来成为中国古代一直传承的节俗。
“钟馗捉鬼”成为历代文人墨客争相创作的题材，由于钟馗是一位“要福得福，要财得财，有求必应”的万应之神，因此文人在创作钟馗画像的时候都会使用不同的元素。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可知，到了宋朝时期钟馗已经成了傩舞仪式的主角，他的出场率远胜于其他神灵。所以，当时人们亦称傩舞为“跳钟馗”。吴道子笔下的钟馗，据说已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在郭沫虚的《图画见闻志》中曾如是说到：“昔吴道子画钟馗，衣蓝衫，革敦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笔迹遒劲，实绘事之绝格也。”
钟馗，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驱鬼逐邪之神，人们把他视为正义的判官。民间将钟馗画成身穿官服，头戴乌纱帽时，他是一位镇宅赐福的门神；当画中钟馗手持元宝时，他又成了财神；手中拿着判官笔时，又成为了文圣；手拿医书时，又成为了药神……尤其是到了传统节日端午节时，人们都争相购买钟馗的画像，用来辟邪避瘟，同时还寄寓了迎福祯祥之意。
无论是在民间画工、宫廷画家还是文人画家的笔下，钟馗题材的绘画都被注入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从唐代吴道子创作钟馗形象以来，钟馗相关题材的绘画作品从石窟壁画到纸本水墨都有涉及。不同时代钟馗形象的变化往往以吴道子创作的样本为基础，并融入了不同的绘画风格与思想观念。
近现代，徐悲鸿、黄胄、范曾等画家继承了传统的钟馗题材创作，他们或单笔勾描、不设渲染，或以墨线勾勒出轮廓再着色渲染，抑或吸收西方的绘画技巧加以表现。无论什么绘画语言、绘画风格，都寄托了创作主体独特的思想感情。钟馗题材的绘画不仅表现了人们对于驱邪除恶、迎福纳吉的向往，而且具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所以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具有深远的影响。
钟馗文化传入日本以后，发现钟馗成了古代日本人辟邪驱鬼的保护神。除了和中国一样每年五月登场辟邪外，钟馗在日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在日本京都房子互相檐角冲克，日本人会在被克方位房脊上放上烧成瓦当的钟馗。日本人认为给人间带来天花、麻疹的“疱疮神”怕狗怕红色，在大面积流行天花、麻疹病的江户时代，日本人印了大量的朱红色钟馗画像用来战胜病魔。
钟馗形象的出现、发展，体现了人作为欣赏主体对于审美境界的拓展。钟馗高大魁梧的外貌、夸张怪诞的形象能够让人们乐于接受，这体现了审美从外到内的转变。从先秦时期至今，驱除邪恶、迎福纳吉的思想一直蕴含在钟馗的形象之中，从宫廷到民间都对钟馗绘画题材寄寓了不同的审美情感，钟馗题材绘画体现出雅俗共赏的特性。
钟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唯一的万应之神，是赐福镇宅圣君，挂在家中有“求财得财、求福得福”的吉兆，传统节日端午节时，“只见福来”画像用来辟邪避瘟，都是期盼着福气常来，同时还寄寓了“要福得福，要财得财，有求必应”迎福祯祥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