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荣誉军人，所以那时我们家大门口常年挂着一块光荣牌。这块牌子是木质的，大约50cmX40cm的规格，红漆地子，上书柿黄色仿宋体大字：“荣军光荣”。

荣军是荣誉军人的简称，也是对伤残军人的尊称。父亲在济南战役中立了个一等功且毫发无损，随后参加淮海战役，是华野九纵二旅特务连的班长，在王庄战斗中负伤，右腿股骨短了三厘米，便进了山东荣校。解放后荣校由军队交由地方管理，父亲又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评残时，先三等甲级后二等乙级。

当时，许世友是九纵司令员，之后聂凤智继任。也巧，建国后聂中将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时，我岳父就在司令部为聂服务，我太太也在南京出生——生在了原九纵司令员的身边，也算我们两家冥冥之中的缘分了。

第一次感到荣军光荣，是上小学的时候。要过年了，学校拥军优属，安排一个班的学生到我们家打水扫院子搞卫生，小伙伴们你争我抢地干这干那，一张张小脸热得红扑扑的，额头上沁着汗珠，人人都以能给我家干事为荣，我就感觉自己和其他同学不一样，内心充满了荣耀。特别是民政部门组织人员一路敲锣打鼓给我家换挂新光荣牌、送光荣灯、送年画慰问信，更加觉得满脸光彩。除夕夜，看到影壁墙上映照着光荣灯闪烁出的红彤彤的光芒，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满怀幸福的喜悦伴着鞭炮声声，真恣！真高兴！

荣军很光荣也很实惠，那种实惠在那个连割点猪肉都算家庭大事件的年代，让一众邻里羡慕不已。

每到春节，父亲会分到一个大猪头、一副猪下水和一条大鲞鱼。母亲认为鲞鱼寓意吉祥寓意年年有余，都是把它挂在屋外墙上展示到来年春末夏初。父亲则会神情专注地拾掇着猪头、下水。猪下水能出好几道菜肴也好拾掇，多搓洗几遍就可加料下锅煮。拾掇猪头就费事多了，得先把毛屠掉，还得用烧红的烙铁把耳朵和鼻孔弄干净，最后还得用斧头劈开。

据说，小时候我与父亲寸步不离，父亲做这些事我会在旁边看。—— 忙年的事，都有着某种略带神秘加神圣的仪式感，因而令我兴奋、想象、期待，以看热闹的方式参与其中，包括父亲用磨石磨斧头，我也站在后边看。父亲磨好斧头顺手一摔，就砍到了我的鼻梁上。从此，与荣军光荣有关的记忆，伴随一种深刻的剧痛，嵌入了我那时还朦朦胧胧的脑海。

与父亲一样是荣誉军人的，还有我叔伯大舅家里的二表哥。二表哥是个军医，孟良崮战役被爆炸的炮弹震出毛病，转业成为老家人民医院的第一茬大夫。大舅是个老学究，年轻时当老师，属乡绅名流类型的人士，远近四方享有声誉和威望，因而当了一段时间的保长。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是过了关的，却在“文革"后期被人家翻了旧帐，在晚年戴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大舅两个儿子，大儿子也就是我大表哥解放临沂牺牲，现在仍安葬于临沂烈士陵园，是个革命烈士。大舅家大门口左边一块"烈属光荣"右边一块“荣军光荣”，挂着两块响当当的光荣牌，里面却住着个反革命分子，这太不科学太反逻辑了吧？我当时感到十分纳闷，就觉得那两个“光荣"，对他来说是虚妄而讽刺的，是失效的，充斥嘲弄的。

直到长大了才渐渐弄明白，他是因派性斗争叫别人公报了私仇。 并且， 因 为有 亲戚关系，这种报复还含有针对父亲的意思。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可不仅仅是种羞辱，这真的是能影响一个家族前途命运的事。

奇怪的是，对这件事，父亲默然以待。他那时早已被游过街，早已是各种“学习班”的常客，似乎即使明白地告诉全世界，对付大舅就是为了对付他，父亲显示出的也是不过就那么回事了的态度。更奇怪的是，迎受着这么多的狂风浊浪，父亲始终坚毅。到后来我才懂，他有一句话， 对此作了 最透 彻 的注解：“我有条瘸腿！”—— 原来，“荣军光荣”，是父亲心中金色的铠甲和红色的灵符。

父亲78岁那年因病卧床，站不起来更走不动了，我们为他申请配个轮椅。

那年古历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民政局鲁局长打电话给我，说老爷子的轮椅批下来了，可以去领取了。我说：“谢谢！不过不用了，父亲……上午走了。"

不知道天堂里讲不讲荣军光荣，能不能为父亲配个轮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