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谋攻》说：“上下同欲者胜。”然而在封建社会，很多官员只把注意力放在哄上级开心上，却无视同百姓的关系，执政全靠官府强力硬推，效果不免差强人意。王阳明却恰恰相反，将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同百姓的关系时，着力唤醒百姓的向善之心，短期内将一个诉讼大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创造了无经验的书生治理好基层的奇迹。
公元1510年，一道吏部的公文下到贵州，擢王阳明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吉安庐陵文化发达，曾出过欧阳修、文天祥，杨士奇等文化名人。但是民风刁蛮、好讼，不仅抗税不交，还天天上演山寨版的《一号法庭》。官府每天要接八九百诉讼，越级到省里的诉讼每年也在三四千，每篇诉状都洋洋洒洒上百数千言。历任地方官都深感头疼，王阳明的前任更是不胜其苦，干脆辞官不干了。面对这样一个令官员头疼无措的诉讼大县，没有一点儿基层工作经验的王阳明又会怎么开展工作呢？
一、深入基层，广泛调查研究，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
凭自己的良知，王阳明认为自古百姓都是弱势群体，“民不与官斗”是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智慧。现在庐陵百姓上访诉讼成风，必是他们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严重侵犯。王阳明到各乡村调查后发现，这里赋税一直很重，而且近年百姓收入没有增长，赋税却年年增加，单是岁办各种木材、炭、牲口的税收就增长了过去的三倍。且庐陵县的赋税中有一项明显不合理的摊派——葛布捐。庐陵本地并不生产葛布，上级却向百姓征收葛布捐，是明摆着的乱摊派。再加上近几年的旱灾、瘟疫又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县城各处都有全家而死者，幸存者又为征求所迫，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攻劫乡村，没有宁日。地方官不开展救灾安民，还强行征税，这是把百姓往地狱里推，如果还不宽免庐陵赋税，逼跑地方官是小事，还有可能激起大变。
二、敢做敢为，为民做主，解除不合理摊派。
王阳明冒着丢官受处分的危险，向上级江西布政司提交了一封《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摆事实，讲道理，终于成功为庐陵百姓减免了“葛布捐”这项多余的摊派，庐陵百姓弹冠相庆。这样为百姓办实事的好官，让庐陵百姓对王阳明这个新任的父母官刮目相看。
三、讲道理、唤良知，组织乡民自救。
针对当时旱灾肆虐、瘟疫横行的现实，王阳明写了篇感人肺腑的布告。他说：“虽然是天灾，不可避免，也不能违抗，所以我们要适应它，并且在适应它时感悟人生道理。你们怕传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亲人抛弃，表面上看，他们是因瘟疫而死，实际上是死于你们的抛弃。瘟疫并不可怕，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控制，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们的心被恐惧侵袭，就会让你们做出没有天理的事来，这是逆天啊！我现在为你们指明一条消灭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们的心。你们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你们不必去外面寻求任何东西，只要让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万事大吉了。”通过将心比心，与百姓正面沟通，唤起百姓的良知，让他们在天灾面前，不要只等官府救济，而要积极开展自救和互救。
四、定制度、立规矩，规范诉讼程序。
王阳明发告示立下明确规矩，规定百姓只有重大事情才能打官司，而且要一诉一事，状纸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三十字，超过者一律不予受理，故意违反者更要处罚。告示发出后，老百姓一片哗然，但王阳明坚持不受理那些不符合规定的官司，将官员从讼案缠身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恢复庐陵的经济文化生产秩序。
五、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王阳明深知，道德虽然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来时间的俗气所污染，已不能自动自发地流露，所以必须要树立道德楷模，让道德楷模唤醒他们内心正要睡死过去的善良。他恢复了设立于朱元璋时代的申明亭和旌善亭“两亭”制度。旌善亭是光荣榜，申明亭是黑榜，表彰贤良，警戒丑恶，用道德建设去唤醒百姓心中的向善之心，使他们逐渐由他律走向自律。
通过这几个措施，王阳明在七个月内一举扭转了当地一直未能解决的政事积弊，把庐陵县治理得井然有序。
王阳明的故事启示我们，手执权力“公器”的地方官，只有用一颗公正、爱民的真心，体现在公正合理的行政行为中，建立起百姓对官员及政府的信任，唤醒百姓对世上“大道良知”的信心，他的行政行为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地方官的执行力其实就是用自己的“爱民心”和“利民行”唤醒、激发百姓的“同理心”和“向善心”，引导人民专注于各人的本职，走向人生的正途，达到上下齐心，其利断金的理想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