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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13日夜，年轻的英军士兵维克多•格雷格（Victor Gregg）在德累斯顿战俘营里等待被执行死刑。之前，他经历过了北非、意大利和荷兰的多场战役，在阿纳姆终于成为一名俘虏。数次尝试逃跑却失败后，格雷格被德国人以破坏罪名判决枪决。等着挨枪子的这个死亡之夜，格雷格也被漫天的防空警报和隆隆的炮火声搅得心烦意乱。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夜，一场恐怖的大轰炸席卷了这座城市，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却使格雷格逃脱了枪决，并幸存下来。
印度和巴勒斯坦
1919年，维克多•格雷格生于伦敦，1937年18岁时意外地加入了英国陆军。格雷格回忆说当时他在伦敦白厅观看英国皇家骑兵卫队的阅兵，遇到了一名招募官：“那天早上我好像不是去参军的，而是被强征入伍的。”接下来，他就被分到来福枪旅（Rifle Brigade）中先进行6个月的训练。
来福枪旅是英国陆军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最早可以追溯至成立于1800年1月的“来复枪手试验军团”（Experimental Corps of Riflemen），该部队由来自14个不同步兵团的志愿者组成，装备的是当时非常先进的贝克式来复枪，与线列步兵不同，他们被当作神射手、侦察兵和散兵使用，身穿的也是更具有战场伪装性的黑色和绿色组合服装。1800年8月25日，该部队被重新命名为“来复枪军团”。1802年12月25日，该部成为了常规团，并被授予“第95步兵（来复枪）团”——95th Regiment of Foot (Rifles)的番号。到了拿破仑战争末期的1816年2月23日，该团被重新命名为“来福枪旅”（这个“旅”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仍是一个传统团级行政单位）。1820年，威灵顿公爵成为来福枪旅的名誉团长，直至其去世。1852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贝特亲王又成为了来复枪旅的新一任名誉团长。1853年，该部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在战争中，这支部队有8人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后，来福枪旅又被部署到印度参与镇压行动，并于同年参加了勒克瑙围攻战。1862年1月17，为了纪念刚刚在去年12月14日去世的名誉团长阿尔贝特亲王，来复枪旅得到了“王夫直属”的荣誉称号。由于他们的军装颜色，来复枪旅的官兵们又有着“草蜢”的绰号。
此后，来福枪旅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下属的4个常规营——第1营、第2营、第3营、第4营分别派遣到各步兵师中作战，除此之外，其所属的地方自卫部队——第18（伦敦）营、第19（西部）营、第20（北部）营、第21（英格兰中部）营、第22（威塞克斯与威尔士）营、第23（西北部）营、第24（伦敦周边各郡）营也于1916年分别被派遣往海外执行驻军任务。
1938年，完成基础训练之后的格雷格被分配至来福枪旅第2营，随即前往印度与部队汇合。这个营也是在不久前的1937年12月30日才从马耳他启程前往印度的。
关于在印度的短暂驻扎，格雷格回忆说：“在那里，你能够接触当地土著的唯一机会就是传统节日……当然，我们要走出军营维护当地和平与稳定，但不携带任何弹药。如果有任何针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我们将束手无策，不过当地人并没有这么做。还有，你如果出门不戴军帽，那么有14天的处罚等着你。当时我才19岁。这种年纪你无法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你的命运被上级牢牢掌握着。他们只要求你做到最好，这相当刻板。”
1939年4月，格雷格又随来福枪旅第2营调离印度，派驻巴勒斯坦——当时称之为“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British Mandate），编入第14步兵旅，驻扎于纳布卢斯堡（Nablus Fort）。格雷格说：“当他们意识到那里即将有麻烦时就把我们派过去了，就在战争爆发前。1939年初，我们在海法登陆，我在这里第一次参加战斗，不过是反恐性质的。那些20世纪80年代在北爱尔兰、或后来在阿富汗战斗的小伙子们或多或少都会和我有相同的经历。”
在以色列建立前的近10年时间里，英军一直在尝试监控犹太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长期武装冲突。“在中东，我们与巴勒斯坦人的一些‘杂碎’交战过，但他们根本无法和野蛮的斯特恩帮（Stern Gang，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复国武装组织）相提并论，这帮人拿着一个40加仑的圆桶，里面塞满葛里炸药或甘油炸药，埋在路边，无论谁走上去，‘砰’！半座山都能炸塌。他们跟战后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没有可比性。当然，如果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发生争吵，英国地方行政官往往会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边。我们很多人同情巴勒斯坦人，面对不公，他们能做的就是吹着号角高唱‘希望与光荣的土地’。”
北非战场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后，来福枪旅第2营便被派往北非，编入英国远征军第1装甲师第7摩托化旅，格雷格也在此渡过了接下来3年的“西部沙漠战役”。在接受1941年2月的贝达富姆战役及后来的“十字军行动”的残酷战火洗礼之后，格雷格有阵子被派至利比亚阿拉伯突击队（Libyan Arab Force Commando，缩写为LAFC，由英国和利比亚士兵组成的活跃在利比亚昔兰尼加地区的小型突击队）担任驾驶员，在一系列秘密行动中从旁协助，往贝都因人部落投送或接收情报。很多时候他都要花费大量时间独自一人开车穿越沙漠，但格雷格并不在意：“一旦你在那里几个月，你将习惯那里的地形和沙漠环境，习惯那里璀璨的夜星和开夜车……你将习惯于贝都因人所建的用于火葬的窖炉，而且你还能看到那些贝都因人留下的几乎无所寻踪的小径。在西部沙漠里可不能迷路，你学会使用指南针，因为任何人都无法知道你在哪里。如果你被抓住，唯一的下场就是枪毙。回到阿拉曼，指挥官问我干掉了多少个德国人，我说这趟任务简直就是度假，我没有开枪。”
1942年，英军与“沙漠之狐”隆美尔之间的战事并不顺利，英军第8集团军被赶回了埃及，形势一度吃紧。8月，丘吉尔将伯纳德•蒙哥马利中将派往北非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昵称“蒙蒂”，不但与盟军将领的关系不佳，也不太招英军官兵们待见，给人的感觉很傲慢。格雷格说：“他从未向我们证明他自己，我们一次次听到类似的故事。我们长期看到旅长和将军冒头，干了些事，然后被耻辱地赶回国，因为他们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蒙蒂习惯走访不同部队，给你一通胡说。如果他的帽子上没有你这个单位的团徽，他会在一名士兵的跟前停下，说：‘把你的团徽给我。’然后把它别到他的贝雷帽上。他以收集徽章为乐……他相当傲慢，从不在乎跟他说话的是谁。在欧洲战区，他一直与艾森豪威尔闹矛盾。在他的印象里，美国人只是做苦力的农民。”
尽管形象不佳，但无可否认的是，蒙哥马利指挥部队在1942年10月23日至11月11日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打败了德国人，这场战役如今被公认为北非战场的转折点。在这场战役中，格雷格所在的来福枪旅第2营守在沙漠中一处名为“鹬”（Snipe）的小洼地中。为了避开阻碍他们前进的庞大的敌军雷区，盟军必须控制这里，以便作为装甲部队穿行的通道。因此，这里作为重要的战略前哨，也将成为激烈的战场。在战斗中，来复枪第2营要挡住的是德军第90轻型师、第21装甲师和意大利第101“的里雅斯特”山地师。
围绕此地的战斗，格雷格回忆说：“我所在的营是由精锐构成，这是一支纪律严明且战斗经验丰富的部队，这就是我们能从‘鹬’的战斗中存活下来的原因。进入阵地时，刚开始是乘坐输送车，最后3.2公里是步行。然后我们走进了德国人废弃的一个掩体，里面到处是战斗留下的垃圾。当时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距离德国人仅3米。接下来，我们挖了个小斜坡作掩护并躺平，守卫我们的6磅反坦克炮。我们有一个班在战斗中全部阵亡，我们在那里呆了18个小时。
格雷格所在的来福枪旅第2营在“鹬”阵地的行动成为盟军阿拉曼胜利中的一个传奇，该营在皇家炮兵一个6磅反坦克炮连的支援下，干掉了德军和意军超过50辆坦克，营长维克多•布勒•特纳中校（Victor Buller Turner）因此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对于打坦克，格雷格回忆说：“你不能直接打坦克，你得避开它们，因为一辆坦克会围着你转并压上来。我们在‘鹬’有6磅反坦克炮，坦克无法构成麻烦。”
成为伞兵
阿拉曼战役之后，格雷格转换了兵种，加入在北非组建的新伞兵部队。1942年12月，英军第4伞兵旅在埃及的凯布里特空军基地（Kibrit Air Base）成立，下辖的主力部队为第156伞兵营、第10伞兵营和第11伞兵营。格雷格便是被分配到了其中的第10伞兵营，该营是以皇家苏赛克斯团第2营为骨干改编而成，由3个连组成，满编556人。
“他们想从第7装甲师要人。他们给你许下很大承诺，承诺2周后就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们已经呆在沙漠里3年了，时间实在是太长而无法忍受，想随便转个专业然后离开这里。我就这样意外地成了伞兵，和其他加入伞兵旅的其他人相比，至少我不是志愿者。”于是，格雷格从一个“草蜢”变成了一个“红魔鬼”。
加入第10伞兵营后，格雷格也跟随大部队被送往巴勒斯坦的拉马•戴维空军基地（Ramat David Air Base）进行强化训练。1943年5月，第4伞兵旅达到满编，并于6月转驻利比亚的的黎波里（Tripoli），在那里，他们被编入英军第1空降师，除了第4伞兵旅，该师还辖有第1伞兵旅、第2伞兵旅和第1机降旅。
1943年7月9日，盟军发起登陆西西里岛的“爱斯基摩人”行动（Operation Husky），由于运输机的短缺，第2伞兵旅和第4伞兵旅未能参战，而第1空降师的第1伞兵旅和第1机降旅都参与了“爱斯基摩人”行动，伤亡惨重。直到1943年9月9日，第2和第4伞兵旅才乘船在意大利东南海岸的港口城市塔兰托（Taranto）登陆。当时，第4伞兵旅只有第156伞兵营和第10伞兵营在编，第11伞兵营仍在巴勒斯坦。
登陆塔兰托之后，第10伞兵营的第一个目标是距登陆场48公里以外的焦亚德尔科莱机场（Gioia del Colle），在当天赶往该机场的途中，他们在卡斯泰拉内塔镇（Castellaneta）附近的道路上遇到德军第1伞兵师设下的路障，在向路障进攻之时，在附近观察战斗的英军第1空降师师长乔治•F•霍普金森少将（George F. Hopkinson）被德军机枪火力击中，当场阵亡。两天后，第10伞兵营在仅遭遇轻微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巴里（Bari）和布林迪西（Brindisi）。由于在意大利没有被分配更多的战斗任务，第10伞兵营于1943年11月通过海路返回英国休整，格雷格也得到了休假，这是他自1938年离开英国后第一次回国，5年了。
“1943年圣诞节，我们回到家了，我在1944年元旦结了婚。”格雷格说。
悲怆的阿纳姆之战
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时，格雷格正在与妻子度假，而英军在这场战役中也只投入了第6空降师这一支空降部队，第1空降师也并未参加，该师官兵一直在英国本土进行训练，等待着机会投入战场。1944年9月17日，盟军发起了著名的“市场-花园”行动，在这场行动中，盟军投入了英军第1空降师、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美军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共计41628名伞兵的庞大空降兵力，大举空降荷兰。盟军的计划是夺取莱茵河上几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以攻入德国的工业中心，迅速结束战争。其中最关键的一座桥梁便位于荷兰的小镇阿纳姆。在这场令人悲伤的军事行动中，阿纳姆成为了英国第1空降师的坟场。
9月18日下午，第10伞兵营与第4伞兵旅的其他部队一起作为第二波空降部队，在阿纳姆以西金克尔荒原上的着陆区落地，该旅的目标是占领阿纳姆北面的高地。然而在第二波机群抵达空降区时，此地正好有一个党卫军看守营和一辆四联装自行高炮在场，这些德军立即朝空中开火。每架滑翔机在即将着陆前都遭到了德军机枪和高射炮密集的扫射，不时有滑翔机上短促出现束状烟团，这表明有子弹命中了目标。一些英国伞兵飘出了着陆区，挂到了不远的树林中。密集的德军机枪子弹像镰刀一样挥向他们的身体。伞兵们的尸体只在树上悬挂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就因为肢体断裂或悬挂在树杈上的降落伞索具被子弹切断而纷纷坠落到地面上。金克尔荒原很快呈现出一片血腥纷乱的场景。曳光弹和迫击炮弹引燃了地面上的草坪，火势浓烟让士兵们失去了方向感并阻碍了交战双方的视线。刚落地的第10伞兵营官兵们不得不拼死奋战才最终抵达第一处集结点。
格雷格回忆说：“太恐怖了。我们着陆了，在跳伞前我们被告知的一切——跳伞、着陆、集合、快步赶到桥上并加入已经抵达那里的部队——除了跳伞和着陆其他都没有发生。我们和400-500人一起跳伞，但着陆后只剩下200-300人了，剩下的都死了。大约1个小时后，营长命令我们前进，我们走了大概有1个小时，并没有走多远，估计有1英里。
本来总指挥应该是勃朗宁（注：英国第1空降军军长），但运载他指挥部的13架滑翔机却是在河的另一边降落，这下可就完全置身事外了！接替指挥的是厄克特（注：第1伞兵师师长），可他却想找个好睡觉的地儿，以便可以舒舒服服地迎接即将来临的胜利。结果他们去了没多久，却在那所房子里被德国坦克包围了，无法脱身。由此我们过了两天没有指挥官的日子。”
9月19日拂晓，沿着阿姆斯特丹至阿纳姆铁路北段行进的第10伞兵营与第156伞兵营遭遇了麻烦，德军阿尔沃登战斗群和布鲁恩战斗群已经在这里构筑了两天的阵地，德军不但有人数上的优势，并且配有坦克歼击车、半履带装甲车和自行高炮等重型武器。在一些迫击炮和轻型火炮的支援下，这两个英军伞兵营发动了进攻。一些位置孤立的德军防御阵地在战斗中被英军占领，但好景不长，英军伞兵在德军20毫米机关炮的交叉火网中遭到残酷屠杀。这种突然出现的射速极高的压制武器射击时发出的轰鸣声非常特别，射击声和炮弹在树枝或树干上炸开时的声响都非常巨大。英军的攻击行动逐渐停止，这次攻势被突如其来的密集火力彻底瓦解了，精疲力竭的幸存英军伞兵蹒跚着返回到树林中，开始在进攻出发地一带挖掘战壕准备固守。
到了下午，形势已变得明朗起来，德军防线无法突破，现有阵地也变得岌岌可危，第4伞兵旅只能放弃与阿纳姆大桥方向的第2伞兵营会师的计划，向奥斯特贝克（Oosterbeek）撤退，在下莱茵河北岸构筑防御阵地。而第10伞兵营在后撤时，发现他们打算占领的新阵地大多数为德军所占据了，而且在下午15点时，他们还与旅部中断了联系。
在“市场-花园”行动中，英军根本没有料到德军居然在阿纳姆地区部署了两个党卫军装甲师，因此从一开始就被虐得体无完肤。格雷格在距离阿纳姆大桥数公里远的地方最终战斗了6天，回忆起当时的血战时，他说：“我负责一挺维克斯机枪，因为我的资格最老所以我是机枪手，另外两个家伙，一个负责输送弹链，另一个负责周边警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战友都阵亡了或负伤了，或被替换了……这些接替完全是混乱的。在第3天结束后，我们意识到一切都完了。我们不可能抵达大桥，因为德国人在这里部署了装甲师，我们逐渐撤到哈滕施泰因饭店为核心的一个的包围圈里。”
“第6天后，过河撤退的消息传来，我们要派出一些机枪组和两个步枪班前出设置一个防御周界，以掩护其他人撤退。这点有多重要大家都懂，所以没什么人反对，像我这样在军队中待了那么久的人，自然会知道此时自己该做什么。”
在后卫战斗中，格雷格和他的弟兄们很快就发现与大部队脱离了：“凌晨3点左右，我们打光了弹药，于是一些人回去拿弹药，其中一个是军官，回来后他说：‘那里已经没人了。’另外他还觉得德国人已经包围了我们，所以，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开始尝试突围，但第二天我们就被俘了。”
对于格雷格来说，阿纳姆之战与他以往的经历根本不能比：“这种如此毫无突围希望的混乱我真是前所未遇。在‘鹬’战场，我们都知道迟早得撤退，不然就被俘；但在阿纳姆，除非过河之外无处可逃。”但在此残酷经历下，格雷格还能保持自控能力：“我丝毫没有感到沮丧，这蛮奇怪的，我总是不停转移阵地以躲避炮击，只凭经验而不是思考就能做很多事。空降到阿纳姆的第1空降师绝大多数人都是些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新兵，我们这些老鸟于是就成了防御战中的精神支柱，这就是为什么被俘的时候我们几乎都还在场。你得保持冷静，不能像无头苍蝇那样到处乱窜。”
被俘的那一刻格雷格是这样回忆的：“我在一条沟里，德国人从公路上下来停在沟边，理所当然地发现了我们3个人，他们用枪指着我们说：‘过来汤米（注：英国人的昵称），汤米过来，快点，快点过来。’所以，换做是你也得投降了吧？”
战俘生涯
从荷兰被押送到德国，格雷格并未适应被监禁的生活。“太可怕了。我完全不喜欢。你得到的是不同的待遇。如果你是在交战中被俘的，你会得到带有一定尊重的对待；而你如果是离开了火线才被俘，那就没什么尊重可言了。”
格雷格在战俘营得到的第一个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个血腥恐怖的临时宿营地里，我简直是身处地狱。德国人将软管插进满是粪便的粪坑里，然后用粪水浇我们，这是建立战俘营秩序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每个人都被他们自己的屎给冲倒在地。”
面对这种待遇，格雷格毫不意外地进行了几次逃跑的尝试——与其他难友一起。一次，他几乎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好几次试着逃脱。最后一次我们真的认为我们已经成功了，直到跑在我们前面的那家伙消失在灌木丛中，然后他前面地面出现异常，当然，因为大雪覆盖，看不到什么东西，我们跟在他后面消失然后掉到这条路下面，一群德国年轻人在那里练习设置路障，他们发现了我们，把我们丢进卡车里然后带回了战俘营。”
在这次逃跑失败后，格雷格不得不面对战俘营指挥官和看守的愤怒。“指挥官那家伙是个好人，但看守们是一群疯子。他们都是从俄国前线回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会因为一些微小的事情而向你开枪。指挥官还不错，他说：‘我得惩罚你。’因为他也身陷逃亡事件的麻烦中。我就说：‘好吧，动手吧。’”不过，格雷格没被枪毙，而是被派到了一个肥皂厂去干活。乍一看，这个惩罚似乎并不是相当严重，但实际上他每天早晚要在2月份的严寒和雪地里跋涉近10公里去干活。
在那里工作期间，格雷格和一位名叫哈里的来自约克郡的战俘老乡做恶作剧，结果导致了整个工厂着火。他们被逮捕并关押在德累斯顿。“我们被带到办公室，一个老头走了进来，他穿着大黑西装，银色纽扣，戴着纳粹党徽，帽子上镶着银边。他说话的声音就像刚从牛津出来的僵尸。这人叫穆勒。他说：‘我没有选择。判决已经下来了，任何惹麻烦的人都得枪毙……你们两个是破坏者，没办法，你们明早就得吃枪子。’就是这样，接下来他说：‘滚吧！’”
在被判处死刑后，格雷格被关押在一个塞满囚犯的牢房里等待执行判决。即使是身处最绝望的时刻，他依然冷静。“你得像接受其他东西那样接受它。你已经过了6年不知道哪一天就完蛋的日子。所以仅仅是因为一个老头说你将要被枪毙了，你不必完全相信，直到最后一刻来临，因为那里有生存的希望。”
1945年2月13日夜，可能是格雷格人生中的最后一夜，但是行刑队没有到来，但他仍经历了人生中的最恐怖一夜。这天夜里，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群光临德累斯顿，进行了二战中最具毁灭性和最有争议的一场空袭。
以下是2015年德累斯顿大轰炸70周年时，格雷格在《德累斯顿——一名幸存者的故事》一书中对亲身经历的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轰炸的回忆：
“大约在晚上10点半，空袭警报开始哀鸣，由于这种事每天晚上都会发生，所以也没有得到特别注意。但是，在短暂的静谧后，一波打头的轰炸机开始投下目标照明弹。接下来，我们透过牢房天花板的玻璃圆顶看到黑色的夜空被耀眼的闪光照亮，它们飘落到地面，燃烧的白磷滴落到街上和房子上。”
“看守已经锁上门并溜之大吉了，囚犯们意识到他们被困住了，接下来，数百架重型轰炸机的嗡鸣声响彻夜空，每一秒它们都越来越近。囚犯们疯狂地敲打着门，哭喊着请求开门。我蹲在墙边，尽可能地伏低身子。”
“当第一波轰炸机飞过，照明弹仍在下降，随之而来的还有数千颗燃烧弹和第一波次的炸弹，一连串炸弹像击鼓一样砸向地面，夜空也由亮白色变成了死神降临前的暗红色。”
“在仿佛永无止境的轰炸机波次掠过夜空之时，大约4颗燃烧弹打破了我们囚室的玻璃天窗，玻璃碎片撕裂了囚室里的倒霉蛋，燃烧弹里的白磷紧贴着人们的躯体，烈火将他们变成一个个人形火把，这种火焰是无法扑灭的，被焚烧的人尖声惨叫着，伴随着其他人的哭声。我保持着自己的姿态一动不动，但这也撑不了多久了……”
“突然，一颗重磅炸弹砸落在我们大楼外，炸飞了整面墙。我几乎被抛飞了50英尺，身上覆盖着碎石和瓦砾。当我爬起来，我意识到大楼燃烧的外层的烟尘和废气已经被爆炸带来的逐渐上升的风所卷走了。踏着脚下的各种残骸，我磕磕绊绊地走出慢慢倒塌的大楼，还发现了几个幸存者。在外面，我的第一感官事就是——热，无论我转到哪个方向，迎面而来的都是火焰和烟尘，每时每刻都有碎片从空中洒落。”
“在我们这群幸存者队伍里，大约有一打的人是可以行走或蹒跚移动的，我们和其他小群幸存者在成堆的瓦砾和突然从建筑物墙壁缺口中喷射出的火焰中踯躅行走着。飞机的噪音平息下来了，人们开始从一些未被波及的屋子中走出来，幸存者们用各种方式在成堆瓦砾中挖找着，这里一小时前还是他们的家园。我们沿着一条宽阔大道的残骸蹒跚前行，旁边是仍在燃烧的火焰和堆积如山的炙热的各种残骸，很幸运当时我穿着厚厚的木底鞋，这使我能走过滚烫发亮的路面。最后，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条铁路旁的空旷场地上。”
“抵达安全地带后，我们看到另一队幸存者走过来：大约20多名消防员，带着一个装满了镐、铁锹、水桶、钢丝绳卷、饮用水罐的二轮运货马车。领导者立刻把我们组织起来，挑选那些看起来还能干活的准备离开，留下伤者让他们自谋出路。”
“没人想成为不到500码外的‘大熔炉’里的燃料，但当有3个人犹豫时，我们的领导转过身来掏出手枪对着其中两人就搂了火，结果第3个人要多快有多快地赶了上来。所以我们这队人包括：30个人，领导者是那个应对麻烦开枪解决的德国人。”
“起初，我们发现那些在野外受伤但还活着的人，我们用木板固定在铁锹和铁镐上，做成担架并把他们抬走。但是大约在2小时后我们返回到铁路边上时发现，援助力量和一辆食品车被莫名其妙地分到上帝才知道地方去了。紧接着，可怕的防空警报哀鸣声再次响起，人们聚成一团，好像这样就能从彼此处找到安全感。”
“来袭的飞机在数千英尺的高空上，不过你可以在五彩斑斓的天空中看到它们的轮廓，当它们的炸弹落下，我们意识到这次轰炸与第一次的不同，这次投落的炸弹是如此庞大，以至于你都能看见它们在半空中的身影。甚至连燃烧弹也有所不同——第一次投下的燃烧弹能将200英尺半径内的所有物体都焚烧殆尽，这一次的更甚。”
“500码宽的开阔地将我们与这次的第一波空袭分隔开来，我们依然能感觉到逼人的灼热，我们的躯体随着地面的震动而摇晃着。空气像被固体一样收缩。
“在第二次空袭已经进行了大约15分钟后，更进一步地，地面爆发出巨大的烟云和火焰，爆炸后的巨大压力仿佛把空气压缩进真空中。不过我们的领导好像还希望在轰炸机离开后继续把我们带进‘火炉’里。”
“这次轰炸进行了30分钟后，空中还有零星的盟军飞机在活动，地面一切都陷入了火海，包括道路，被烧开的河水冒着气泡和吱吱作响的焦油。各种物体的巨大碎片在空中飞舞，被卷入空气漩涡中。我们可以看见不到200码外的被撕裂的各种人体。”
“一小队幸存者试图穿过一条道路与我们接触，但这条曾经被称为‘路’的东西会让他们陷入熔融的沥青泡沫中。一个接一个地，他们因为疲惫而沉入地面，死在火焰中。各种体型、尺寸和年龄的人被爆炸的空气漩涡卷入，飞入烟尘和火焰构成的火柱中，头发和衣服熊熊燃烧起来。”
“好像魔鬼还觉得他们不够痛苦，伴随着半空中哀嚎的风声和无止境的地狱咆哮声，被活活炙烤的人发出痛苦的尖叫声。开阔地和那里未被榨干的氧气让我们存活下来，自从火势越来越糟糕，我们放弃了任何接近市中心的想法。火海之上是布满烟尘的天空。空气是如此地炙热，以至于呼吸都是痛苦的。我们撤退到一个安全的岛上。拂晓时，我们看到新的幸存者团队抵达并填平地上的弹坑和重新铺设轨道。中午时，一小队货车被分给了我们，你必须不得不赞扬德国佬：他们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的肚子，车队中间是一辆餐车，带有热汤、黑面包和一个装满40加仑人造咖啡的水桶。”
“吃过饭后，我们大概40人拖着沉重的步伐进入仍在附近肆虐的巨大‘篝火’边缘，那里余烬仍燃。当其他团队在挖掘成堆砖石，清理路面时，我们去寻找地窖。这时，第三次空袭开始了。这次来的是美国人，他们的目标是铁路调车场。这意味着之前侥幸逃生的如今也要面对相同的‘待遇’了。虽然美国人投下的毁灭性炸弹比英国人少，但死人是越来越多了。”
“这次空袭结束后，我们继续寻找地窖，用鹤嘴锄和撬棍把它们打开。在里面，我们发现了遇难者的尸体，通常被炙烤焚烧得只有正常人体的一半大小，甚至更糟，三四岁以下的儿童只是简单地融化了。不过大多数死得很平静，这是死于缺氧，在此过程中缓慢丧失了意识。”
“我们把尸体拖出来，搬到开阔地，在那里进行检查识别标记，然后堆积起来，等待火化——这算是比较容易的了，我们最困难的是越走近空袭的中心地带便会退缩，那里凶猛的火焰仍在肆虐。首先我们要吃饱喝足，并休息一下。”
“到了第三天，我到处都能看到12人或更多为一伙的人群在工作。当我们走到市中心，最可怕的任务开始了：有些尸体变得如此脆弱，以至于碎成灰或干肉片。然而，德国人很有条理，我们被勒令将这些尸体中任何可以辨别的部分都装进麻袋里。我们想知道，第二天的工作是否会更糟。但当清理一个有机会找到幸存者的地区的命令下来时，这个消息给幸存者队伍带来了新的存活者。”
“我们出发前往一个小广场，那里曾经是块草坪，如今铺满了4英寸厚的灰烬。在那里，被我们发现的前三个避难所是空的，但在检查第三处避难所时发现有一条隧道通往另一个避难所，但被倒塌的屋顶堵塞了。当我们打通隧道，发现4名妇女和2名小女孩仍然存活。我们嘶哑着嗓子欢呼雀跃着，都觉得自己是英雄——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只有一种成就感。但我们在第二天发现，这只是个孤立的事件。”
“跋涉在火焰仍高达100英尺的街道上，我们来到一个公共住房的门前，花了整个下午去撬开大门。打开门后，我们听到一阵嘶嘶声，周围的灰尘迎面散开，随着空间慢慢扩大，难闻的气味向我们袭来——屋内恐怖的场景也慢慢变得清晰可辨。”
“那里没有真正完整的尸体，骨头和烧焦的衣物被一团胶状物黏连在地板上，没有什么肉可见，只有凝固的脂肪和骨头，大约1英寸厚。现在我们得知可能会在市中心发现避难所，但那已与我无关，那天晚上，我被通知要被送回监狱，于是我在恍惚中走过桥，向东走……”
“虽然我已离开德累斯顿很久了，但我的记忆里留下了一片阴影，它并不具体，但在我的记忆里保留着烈焰燃烧的恐怖，就像德累斯顿的大火，永远也不可能被扑灭。”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格雷格在大楼的爆炸和坍塌中死里逃生，还躲过了狂暴的火焰，帮助救援队清理大约4天的废墟。最终，他设法逃走，穿过易北河，以便与逼近的苏联红军取得联系。在逃亡3天后的路上，格雷格实现了这一愿望。“我和俄国人接触上了，那条路是你唯一能去的通往东面的必经之路，你去不了西面。当我接近他们时，我穿着一件德国人的大衣和一双德国人的靴子，身上还保留着一些英军标志。但他们将要对我做什么，我却毫无办法。当时我又累又饿，他们要干什么我也毫不在乎了。他们把我和其他一些家伙、战俘及物资一起带走，并给我们一些吃的。一名法军军官跟我接触：‘嘿，你是英国人。’”在确认了格雷格的身份后，那名军官问他是否会说法语或德语，格雷格没这本事。“然后他把一个能说英语的德国人带过来，然后我就跟在这群被红军带着一起走的乌合之众的队伍里了。”
格雷格带着些许疑惑观察与西方盟军完全不同的苏军战斗方式：“部队没有组织性，他们就像一群在野地里的蝗虫。只有队伍前面的人有步枪，后面的赤手空拳。但他们人很多，所以你无法设想有人能阻挡他们。”他还发现，暴行并不仅限于纳粹：“苏军军官虐待他们自己人。如果发生争执，他们会开枪。他们很好战……那天晚上我们走进一座大城市，听到丘吉尔在广播里说战争结束了。当时我们在室内，但室外在抢劫、强奸，只有上帝知道外面到底怎么了。”之后，俄国人继续向西推进。“在那几天后，他们继续向前走并来到一条河边，对岸是盟军，他们准备乘坐橡皮艇会师，而我坐在摩托车后离开这里。战争结束了。”
复 员
格雷格很快回到了英军中，但他并未得到上级的热烈欢迎，由于与俄国人在一起的那段经历，他被接受审问：“那些人试图驳倒我，但我仅是忽视他们。一个军官傻子一样纠缠我：‘为什么你往东走，而不往西走？’我受够他了，朝他砸了张椅子并走出房间。两天后，我被带上飞机并回国了。我被送到普利茅斯，交上所有东西，然后被关到达特穆尔旁的监狱里。”
作为一名士兵，格雷格完成了他的职责。但他因为与苏联红军的“纠葛”而被复员——这无疑是冷战即将爆发的一个小信号。格雷格发现他的复员历程令人沮丧地迅速：“我们走进一间军队工具房，里面堆满了平民衣服，我们把我们要的衣服捡出来，到房间的另一边换上。从房间里出来后，我们乘火车去帕丁顿。”在回家的旅程中，格雷格愤懑地将他的背包扔出车窗外，他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了。
以任何标准来衡量，格雷格的战时经历都是突出的，而且所走过的历程非常漫长。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战争——最重要的是，他活下来了。
格雷格带着累累伤痕和破灭的幻想结束了战争，他仍确信冲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对我来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但在结束时它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新的战争开始了，我们没有任何为之战斗的理由。那些政客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宣战并解决战争，但事情并非如此解决。”
■近年参加一次战争纪念活动时的维克多•格雷格，注意他的贝雷帽上同时佩戴着来复枪旅和伞兵团的帽徽，这是他在二战中服役过的两支不同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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