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黑暗面前，知识分子当何以自处？有权利保持某种沉默吗？缺乏政治担当，过于沉默或曲笔行文，算不得是够格的大知识分子。然而，对于以大义责人的“为了批评而批评”我不为然。
欲以大义责人，可以责备他说了什么，却不该责备他不说什么。面对时代的丑恶，作为个人的知识分子的无力感被时代潮流所裹挟，当自污成为常态，杨绛先生是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的。不为自保而站队和表忠心，保持有尊严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坚守知识分子的本色和本然，做学术的探讨和思想的耕耘，为后世留下学术的薪火和文化文明的种子，纯静自持的姿态，并不应该被苛责。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即使那些卑微的幸福，也是无法持久的。一个人究竟要多大的自由与安宁呢？在千秋功业、慷慨激昂、波澜壮阔之外，将视角缩入家中，退回到自己的世界，来阻隔门外逼仄嘈杂的世界。
然而，钱钟书与杨绛的婚姻做到了，以夫妻、朋友与同道的三种角色。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杨绛先生说：“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她的《隐身衣》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正是读了这段话，我们终能明白杨绛先生为何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
钱钟书写给杨绛的情诗，“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正是钱钟书写围城期间，昔日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为了节省开支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为了钱钟书能减少授课时间增加写作时间，盼着大作早日问世。钱钟书心里虽有愧疚，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珍爱和在事业上扶持自己的感激。当我们对知识女性的角色定位之时，往往是相夫教子，其次才是自己，而杨绛先生都兼顾了。
杨绛先生在文学创作、翻译和研究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包括戏剧、小说、散文创作和外国文学名著翻译，以及文学研究论著等。这种孜孜不倦向上攀登的精神，使得在超脱世俗物质世界之后，两个人在精神维度上的高度契合，也就自然成就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人间佳话。“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坚”变成了钱钟书对杨绛的爱情宣言。
如果说生命的勇敢有两种书写方式：一种是去改变世界，虽千万人吾往矣；另一种则是拒绝改变自己，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年龄越大，便越知道，做到前者很容易，做到后者却很难。
回本溯源，回到源头。杨绛带着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关于家的情感和本源的认识，成为中国人文化元素中隐性的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杨绛的世界是她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而我们的不安呢？是因为无法在现实中看到解脱的希望吧。
其实，先生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