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样按部就班地一天又一天，儿子的科幻小说《家园之战》在寇老师的指导下终于完成了，最后定名为《最后的战役》，有十万多字。暑期，我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打印了出来，并装订成册，到时拿去签约。这是我吸取之前的教训——小升初时，儿子的《恩断义绝》，事先没拿去95中签约；考完试后，才拿去，我们少交了三仟元的赞助费；也就是说，《恩断义绝》值了三仟元。

初三开始了，秋老虎的余威还是那么炽热。开学第二周的星期四下午3点半，学校开了个家长会。

班主任寇老师对我们说：这次重庆市有38万多应届初中毕业生参加中考，但只有7所重点高中，形势严峻。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进入全面的中考复习阶段；学生以前没搞懂的，通过复习搞懂；叫我们家长要全力以赴，做好孩子的后勤保障，缓解他们的精神压力，争取考出好成绩，为95中争光，更是为了家长争光——考进了重点高中，等于一只脚就跨进了重点大学的校门，另一只脚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方能如愿——拼的是意志力。

寇老师对学生特别负责，各科老师对他教的班，反应的情况，他当天就写在沟通本子上，学生和家长当天就要答复在上面，使问题及时得到纠正。

家长们都知道：重点高中，是孩子前途和命运的分水岭，对寇老师的讲话特别重视。

散会后，有的家长围着寇老师，问这问那，他都一一回答，并反复提醒家长：要学生按时睡觉，保障睡眠。

毕竟是秋天，傍晚还是凉风习习，行人匆匆。我走在回租房的路上，有个学生家长追上了我，就说：“刚才寇老师还在表扬你，说你的儿子完成了一本科幻小说，功课也没拉下。”她用羡慕的目光盯着我，“听说：你是一个人，你是怎么教他的？”

我一时语塞，五味杂陈。

儿子读小学三年级时，有次“三.八妇女节”，单位搞活动去南山，周五下午2点出发。

由于是周末，像以往那样，儿子也去。可是到了周五上午，快要下班的时候，我们才接到林木彰处长的电话通知：“规定：这次的‘三.八节’——1、不准带娃儿；2、去不了的，写假条，作事假处理；3、如果不写假条的，作旷工处理。”

我明白：这次是林木彰处长专门针对我，设计的；以前“三.八节”，都可以带娃儿；现在，那些娃儿都长大了，只有我的娃儿还在读小学。

中午，仍然没有太阳露脸。儿子放学后没像平时那样在路上逗留，而是异常高兴地回到家；像以前那样跟老师请了假，下午跟我一道去南山。

这次我对儿子只做了特别的交代，他答应了我：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他没问我为什么，只想早点出发。

我俩用完午饭顾不得洗碗就出发，最先上车，坐在一起，他靠窗口而坐。我跟最先到达的两位领导说明了情况，他俩都同意我儿子去。

可是，林木彰来了，就是发怒：呵斥我违反组织纪律，坏了规矩；他怒不可遏，要儿子下车，才能开车；林处长叫我住嘴，不让我说话；有的人劝说儿子下车，说我不该带娃儿，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不能一成不变；儿子吓得大哭大叫要下车，我把他堵在座位上出不来，并轻言细语：“幺儿，你在家里是答应了我的，听我的指挥。别哭，男子汉，要勇敢！”我为他擦泪壮胆。

我像秤砣铁了心，把儿子堵在座位上，尽管林处长使劲地表扬儿子懂事，自己要求下车，觉悟高；林处长还叫大家看：看我这个做家长的怎么这样教娃儿？还没有娃儿懂事，简直是搞反了！

他抬手看表，不可一世的样子，声音凌厉：“大家看看，半小时过去了！”林处长对我咆哮起来，“一整车人的时间，就被你给耽误了！你怎么赔偿大家的时间？”

儿子一直大哭，就像孟姜女哭长城那样撕心裂肺。终于有人说：“算了嘛，就一个娃儿等他去嘛！”

“那怎么成呢？！”林处长手一掀，又咆哮，“这种歪风邪气我不相信刹不了！制度是拿来干什么的？！”他吼叫，“司机，把车开到运输处，全体职工下车到会议室开会。”

厂客车停在了运输处，儿子下车去了学校。我们集中在会议室里，神情严肃，空气凝固。林处长坐在主席台上，睥睨一切，字字如子弹般飞啸：“我郑重宣布：今天的事情大家有目共睹！这种歪分邪气坚决要刹住，不能让它漫延；下周一上班，严肃处理！”

“奉陪你，林处长！”我坐在下面黑起一声。

“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家有家规、厂有厂纪、国有国法。这是对公民的起码要求。我从来就是按规矩办事！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他满脸肥肉，就像前线的指挥官那样挥手，震耳欲聋：“散会！上车！”

我独自一人去了子弟校。儿子忽然见到我，跑过来，很惊讶：“妈妈，你怎么没去呢？”

“没有你在我身边，没意思，就没去。”

“明天我们去动物园。你回去吧。我们在上体育课。”他大汗淋漓。

“好的。”

“妈妈再见！”

我下坡而返，口渴烧心，发现太阳泛着柔光，什么时候它探出头来的？我仿佛看到了希望——儿子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我的内心无比强大。

周一上班，我准备去迎接林木彰处长对我的歪风邪气的处理。不料，同事却对我说：“林处长的女儿，都工作了，到了南山跟我们一起吃，一起住。我们都很惊讶！林处长却对我们说：‘你们看哈，是她自己碰到的哈，我没喊她哈！’”

林处长对大家再三强调：这个纯粹是意外、巧合。他要大家想一想：我们在这里搞活动他不可能对他女儿讲。你们看：她是跟她的朋友一起来的哈，纯粹是意外中的意外。他说——跟我带娃儿坐车是两码子事情，性质都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

我们处里的同事都知道：林处长的女儿没考上大学，在西师读的是两年制的新高职。由于林处长神通广大，其女儿被安排在旱涝保收，很有油水的单位，干了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就算是研究生毕业，多数人的工作都不敢与林处长的女儿相比。

事情到了这里，此地无银三百两。林处长还敢处理我吗？！

“阿切！”一个喷嚏，中断了我不堪的回忆。

“这种天气一早一晚凉，温差大，要小心。”她声音温暖，说我很不容易。

“谢谢你的关心。”我把这件事说给她了，最后我还重点强调：“儿子读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就是这个‘三.八节活动’才跟我一块去；同事的娃儿都比我儿子大，都在子弟校读小学，都同车一起去，这天子弟校也放假。”

我还特别提醒她：“这次只有我的娃儿还在读小学。这是第一次出台的规定，并且是中午快下班了才通知的：一、不准带娃儿；二、有事的写假条，作事假处理，不写假条的作旷工处理。”

我盯着她问：“如果是你，你该怎样呢？”

“当然是娃儿不去。”她连想都没想。

“关键是：林处长事先并没有说不准带娃儿去，再说是星期天和“三.八妇女节”——娃儿已经请了假，下午就出发。”我又重复说。

“娃儿有啥子嘛！关键是：大人算事假或旷工处理划不来，还影响以后的加工资。”她认认真真地说，“如果那个处长的女儿不遇缘，在那里吃住，你遭旷工划不划得来呢？是你的运气好。”

我无语。

如果我去，强迫儿子不去，儿子再也不相信我了；因为一、二年级他都去了，突然这次就取消了，关键是他已经请了假；本身我俩相依为命，从来没有撕过票，都是商商量量对付外面；同在一个屋檐下，以后我怎么跟他相处？当然，这些话我没对那位家长说。

儿子成年后，我俩说起这事：他认为我做得对，确实不该下车。

半晌，我才说：“经过这件事后，他突然长大了。第二的一天，我们去了动物园。以往，都是我在主讲。这次，他老是牵着我的手说这说那，见我没有反应，便连喊“妈妈”，并使劲甩我的手，我才反应过来。他不依不饶，发雷霆之怒：‘叫你不要想了就不要想了，你还在想！’他甩开我的手就跑。我木讷在原地，盯着他跑；他又跑回来，拉住我的手，乞求的声音：‘妈妈，你要相信我，我是你的儿子。我长大了，没人敢来欺负你！求求你，别去想昨天的事情，好吗？！’”

我对那位家长说：“打这以后，他特别关心我，生怕当官的找我的麻烦。他该完成的事情，不用我操心，反而操我的心：当官的今天扣了你工资——扣了多少，有谁在帮我，他都清楚。我必须跟他讲，他才放心。”

“看来，你真有办法。”她说。

“哪有什么办法啊？都是被逼的。当时我在动物园，我在想星期一上班时，我该怎么对付林处长？他有权有势，官官相护，真理是权力的情妇。我想到了法院，法院会受理吗？我想到了报社——天天630，有用吗？”

这个家长不知道我在工厂的名声有多坏！只知道寇老师对我的肯定。

寇老师也不知道我在厂里有多坏！他只知道我在沟通本子上写给儿子的，他以为我是名牌大学文科毕业的，还特别地问过我：什么大学毕业的？我说我是电大企业管理。我真的没想到：我把寇老师也给欺骗了。我这个人说有多坏就有多坏！

该是分手的时候了，她问：“你坐车吗？”

“不。回租房。就在马路对面，跟到那条路上去就是。”我指着熙熙攘攘的对面路口说。

“你比我近点。我要乘车，就两站，还方便。”

我们相互道别。

这次我很踏实，是因为儿子的作品到时可以派上用场；加之，取消了奥赛，只有艺尖生可以签约优惠；再说，儿子的考试成绩不坏，年级中等偏上。

现在，儿子全力以赴复习，迎接中考。我仿佛是在战场的后方，做前线的救援保障，一点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