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书像一条长河，比如《约翰·克里斯多夫》。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大江奔腾入海，一路风景壮阔。
有的书像一座大教堂，比如《追忆似水年华》。结构严谨，细节妍丽，当七卷读到最后，仿佛头顶上方一个华美庄严的教堂穹顶正在慢慢合拢。
《苹果酒屋的规则》也是重量级的长篇小说，有五十多万字，写了三代数十人，从一九二零年代直到八十年代。
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像植物，或者确切说像一棵苹果树：它根植在一处贫瘠的山区，慢慢汲取养分，生根，发芽，开花，然后结出饱满美丽的果实。一年又一年，结实、沉默，又生气勃勃地生长着。
此前我读过约翰·欧文的《独居的一年》和《盖普眼中的世界》，觉得欧文很关注个人，他笔下的人物境遇起起伏伏，每个人挣扎着，却又凭着本心过一生。相比之下他对外界似是不大关心，再大的社会热点，一战也好，二战也好，都只是背景。
但是读这本书我发现自己看错了，欧文也可以是关心社会的，只不过他关心的不是热点事件，而是那些对一代人、两代人、所有人造成巨大影响的观念的变革。
在《苹果酒屋的规则》里，欧文深入探讨了女性的权益，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堕胎权。
圣克劳兹孤儿院附属医院的拉奇医生坚持为不幸的女人堕胎。那些漂泊不定的妓女、穷困的女工，她们愿意生，就可以来这生；不愿意，就可以来这里安全地堕胎——尽管堕胎在当时是违法的。（直到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才宣布堕胎合法，但现在又有一些州收紧政策。）
拉奇医生为什么要帮女性堕胎？他为什么要编造孤儿院的历史？美洛尼为什么离开孤儿院，又为什么有那样的遗愿？坎蒂为什么爱上华力之后又爱上了荷马？这些地方都写得令人信服，而不是让读者看了，只觉得“他们都是怪人”，就蒙混过去。
——要知道，个人转变是很难写的。
一个人究竟为什么形成一个观念，又改变这个观念？念头在混沌的意识之水中如海草随风飘摇，是哪一棵海草改变了生长的方向？这比一场爱情、一场大战，都更难写。
欧文把这一类转变——个人的无硝烟的战争史——都写得很好看，不枯燥，不生硬，非常难得。
主人公有个奇怪的名字：荷马·威尔士，他的名字是孤儿院护士取的。许多孤儿顺利地被人领养，但荷马的运气不大好，他被送去过四户人家，有一家人虐待他，有一对夫妻人挺好却在户外运动时被洪水冲走了，结果荷马就在孤儿院一年年长大成人。
幸运的是，院长拉奇医生和两个护士都很有爱。孤儿荷马是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的。
荷马成了孤儿院的小助手，帮着管年纪小的孩子、给孩子们读书。拉奇医生训练荷马学医，他天分过人又非常勤奋，使得拉奇医生幻想他会受到资助读医学院，然后继承自己的衣钵。
可是少年荷马不愿意。他离开了孤儿院，跟着坎蒂和华力去了观海果园。
“苹果酒屋”这个词，一直到本书第296页才出现。不知道是该称赞欧文的娓娓道来的耐心，还是对他起名的随意感到服气呢？
“苹果酒屋”，是苹果采摘工的宿舍，每到收成季节，采摘工就住在这里。在此后的十五年里，坎蒂和荷马在这里偷情；他们的儿子又在这里遇到初恋情人。
一个比欧文更残忍或者说更现实的作家，对荷马、坎蒂和华力的三角恋会怎么写？——比如正常的中国连续剧套路，恐怕只能写鸡飞狗跳、人仰马翻，要是再“三观正”一点，荷马就该被当作“渣男”批判到死了。
但欧文的写法差不多是和这种“外部现实”无关的。他写了一条艰难的路，在这条路上走的三个人，都必须高尚、善良、隐忍。
坎蒂和华力一起长大，情投意合，又都漂亮优秀，长大了自然就在一起了。华力善良而孩子气，坎蒂个性更成熟，更有掌控力。
荷马也吸引了坎蒂：他就像她父亲一样心灵手巧，还像一个自卑的穷小子仰慕一位公主那样仰慕她。
二战中，华力成为飞行员，飞著名的驼峰航线，在缅甸失踪。大家都以为他死了，荷马和坎蒂开始交往。
为了照顾华力的母亲的感受，他们俩的交往暂时没有公开。坎蒂怀孕了，两个人去了孤儿院附属医院，拉奇医生帮她接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婴。这个男婴被注册为孤儿并被荷马收养。
华力回来了，他受了很多苦，瘫痪并失去生育能力。坎蒂决定终身照顾他，嫁给了他。
此后的十五年，华力和坎蒂成为一对相爱的夫妻，而荷马和他的养子也生活在观海果园。他们四个人就像一家人一样生活着。
三个大人都全心全意地爱着安琪尔这个孩子。坎蒂和荷马谨慎地保持地下情，他们猜测华力知道了一切，只是不说罢了。他们俩讨论，什么时候把这一切向这两个亲人坦白？
他们俩走的是一条多么崎岖的路，一条不道德的、受煎熬的，但是符合他们本心的路。这里写出了人的复杂性，实在让人唏嘘。
作家如何安排自己笔下的人物，是和作家自己的好恶强有关的。就算写不伦的关系，欧文也是在真情实意地写。他笔下的感情毫不龌龊。
十五岁的安琪尔爱上了美丽的黑人少女罗斯·罗斯。她被父亲强奸和虐待，还怀了孕。荷马得知以后，违背自己多年的信条为她堕胎；这件事又促使荷马回到圣克劳兹孤儿院去当妇产科医生。
罗斯·罗斯在逃走之前，给她父亲致命一刀。她父亲告诉警察说自己是自杀。这个故事不怎么让人开心，但是欧文笔下，就算这个残忍的野兽一样的罗斯先生，也有人性的一面；就算罗斯·罗斯这样不幸的女孩，也有开始新生活的可能。
一个善良的作家，很舍不得让笔下的人物变得邪恶或受到邪恶残忍的对待，即使写那些邪恶和残忍，也不知不觉用了积极和乐观的笔调去写，给角色一个光明的尾巴。
而安琪尔，因为这样的初恋，这样的出身，他开始认真思考人生，所以他成为一个作家。——欧文的小说里总是有人要成为作家的。欧文热爱作家这个职业，他愿意让自己喜爱的人物成为作家！
欧文既有柔软的心，也有古怪的幽默感，在我看来，这本书快结束时的一个情节把这两者特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荷马在孤儿院的女友美洛妮，成年以后一直想念他，怨恨他，误解他，但是她死后把遗体捐献给了圣克劳兹孤儿院：“这样，我也许终于可以为他派上一点儿用场了！”
当然荷马并没有拿她来做实验和研究，他骗大家说，美洛妮的遗愿是葬在这里。于是大家在后山坡的苹果树下挖墓穴，累得腰酸背痛（美洛妮的个子很大，需要的墓穴也很大）！这一段让人觉得很好笑，但是又很想哭，莫名地感动。
《远大前程》《大卫·科波菲尔》《简爱》，这些是孤儿院里念给孩子们听的睡前读物，可是书中孤儿院的孩子长大之后，还是一读再读，成为他们的人生之书。这些古典小说的汁液，流淌在《苹果酒屋的法则》的脉络之中，自然而然，生机勃勃。
约翰·欧文被认为是罕见的继承现实主义精髓的作家，二十世纪的狄更斯。
欧文那娓娓道来地讲故事的手法，是古典的；他对普世价值的坚持，也是古典的。但他笔下的人物更注重自我，也更加古怪。或许是身为一个现代人，他远比那些古典作家更加放纵不羁爱自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