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礼之常，无足怪者。”——苏轼某年题于潮州韩文公庙碑。
细数史上的文人如恒河沙粒，其中不乏敢于同日月星辰争辉者。而面对苏轼，这位政治上失意的诗词家，这颗难觅的“北珠”时，不免逊色许多。“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苏轼的“言”是出名的。曾经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讥评时事，论辩是非，希望神宗改变变法的心意，不久即遭贬黜。此时的苏子依然踌躇满志，大不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时兴起，作诗几首，却被好事者诬陷，强加对君主大不敬的罪名，酿成一时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身陷囹圄。对自己坎坷的遭际，源于自己的“出言不慎”，而奈何不了那样的政治环境，苏轼也只能苦笑：“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天生乐观达人，随遇而安。
1072年赴杭州任太守，毫无对权贵的不舍，惟有兄弟手足。到达杭州后，便致力于当地建设。提出公共卫生方案，设立杭州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清洁城中居民供水，还整顿西湖，这些切合实际、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举措立即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一般官吏注重税收、当地治安等关乎政绩的方面，苏轼在整顿市容、注重公共卫生方面开了很好的先例。
几年后，调往密州，物资匮乏，时常求得杞菊食之，扪腹自笑。1077年又赴徐州，喜爱当地的自然风光，称“小住胜地”。苏轼虽是一介书生，却胆识过人。徐州在被洪水围困一个多月后仍镇定自若，一边安抚人心，一边疏浚、修缮工事，直至洪水退去。然而当地居民的敬慕并不能阻止一群宵小之辈再次贬谪苏轼的脚步。及至黄州，苏轼开始置田地，真正务农起来。精心建造农舍，与左邻右舍的渔夫樵民为友，成了东坡居士。常自比陶潜，仿其风格，随意作诗，苦中作乐。更加悲惨的日子是流放到岭南，随后又至海南。诗人一般都极富生活情调，苏轼即深谙此道。在惠州修放生池，建朝云堂。即便身无分文，也乐善好施。苏轼认为，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还与人研制酿酒、制墨，日子清贫却充实。他用他的豁达乐观熬过了乌台诗案，有用他的豁达乐观面对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