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人嘴里叫闸口机务段的，全称是杭州铁路分局杭州机务段。因为在钱塘江边的闸口，故而拣个方便就这样叫了。其实这个地方在以往百十年历史上，称谓几易其名，只不过都和铁路有关。

现在，机务段已经全线撤离，搬至了余杭张家口一带。原址成了杭州最大的铁路遗存博物馆，与白塔公园仅复兴老街一路之隔。

今天，这里保留着的闸口火车站遗址，是很不起眼，但很有历史价值的。

1906年底，晚清立宪派领袖、两淮盐运使、号称“杭州铁路之父”的汤寿潜在杭州白塔旁，为杭州的第一条铁路“江墅铁路”奠了基。说来气人，一年前，有几个美国商人向朝廷提出要由他们建造一条浙赣铁路。“要想富，先修路”，美国人早就觉悟到了。清政府好歹也知道这事多少也有点“丧权辱国”的味道，不过真的要自己修，朝廷只能拨出修不了几公里铁路的几十万两白银。此时的汤寿潜拍案而起，一面奏请朝廷，表达由中国人自建的决心；一面联络浙江绅商，成立了“浙江铁路有限公司”。道理很简单，“想修路，先要富”，汤寿潜硬是为修建铁路奔走呼喊，筹集了民间资金二三百万两白银，并雷厉风行，在第二年就让江墅铁路建成通车。铁路全长16公里多，设一个城站为客运中心，员工32人，设一个闸口为货运中心，员工30人。这个定局，延续至今。

1921年，担任全国铁路督办的孙中山就是从闸口上车到湖墅拱埠视察的。北伐军也是由此顺利进入杭州的。

闸口火车站成货场，成机务段是后来的事了。再后来，闸口机务段就没了。本世纪，杭州城市扩建了，乒乒乓乓的机务段不太适合留在都市中心，正好有个契机，也就动迁。

动迁的事，隐约听说起源于杭州铁路退休职工对铁路局老是换婆家不满意。换了上海婆家以后，退休工资比杭州同城的老邻居老姐妹少了一截。这让一直以“铁老大”自居的铁路职工很颜面扫地。于是他们结伙上访讨说法，为自己天经地义的“同城待遇”斗争。上面还是很相信杭州地方政府的办事能力的，责成杭州处理此事。杭州政府有魄力，把不合时宜的闸口卖掉，一部分钱留作补足退休工资的来源，一部分钱用于再造新的机务段。从此，皆大喜欢。

现在这里叫铁路遗存博物馆。规模初成，已经有游客了。铁路遗存博物馆自然少不了绿皮火车。那一列返修如新的绿皮火车特别的吸引人，比较街对过的白塔公园那两列用于牟利的火车，这一列显得格外稳重、更接近回忆的某一个瞬间。

绿皮火车尾部的东北角，有一座汉白玉雕像 。根据文字知道，这是为一位叫沈干成，一位叫沈乐山的两位烈士塑的。

沈干成是上海浦东人，在闸口机修厂做钳工。1921年4月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杭州地委委员、中共杭州小组成员。沈乐山是余桃人，在闸口机修厂当门警。1922年，受沈干成影响，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7年任中共杭县县委工人部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

“四·一二”杭州反革命政变。沈乐山在杭州西大街狮虎桥被捕，次年1月在浙江陆军监狱枪杀，时年28岁。同年，因叛徒出卖，沈干城被捕，1934年病死在苏州陆军监狱，时年37岁。

除了杭州铁路职工和周边的一些居民，也许有很多人不知道沈干成、沈乐山。这是两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也读过私塾，读过学堂，在当时是有文化的。他们的纪念馆位于原来机务段办公楼的二楼，你不妨去缅怀一下这两位为理想世界献出性命的年轻人。

绿皮火车的南面，半个世纪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让杭州的许多孩子裹着草绿色的青春梦和简单得让人动容的行李，从这里开始了背井离乡的苦难日子。他们的名称叫“知青”，——有知识的青年。

1968年12月23日，南方的杭州，第一批知青从这里到两千多公里外的黑龙江抚远县海青公社插队落户去了。

1969年3月6日，杭州市第一批1046支边知识青年奔赴黑龙江，知青专列从城站火车站出发，向北开了四天四夜后到达终点站——福利屯。“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革命”横幅的客车载着杭州知青们分赴同江县各个公社的大队和小队……

从1968年12月23日到1970年10月25日，杭州一共发送了数以万计北上黑龙江的23趟知青列车。除第一、第二趟奔赴黑龙江抚远的在城站客运火车站发车，第三趟在南星桥车站发车外，其余的都在闸口启程，它们被称为知青混编直达列车。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1969年3月8日，天眼迷蒙，垂着清泪。因为城站已被送行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无法正常上车，去黑龙江的孩子乘一辆卡车，在城里绕了一圈，临时决定改到闸口。

狭长的、至多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的闸口站，很多火车都在这里掉头，进进出出，喷着浓浓的白气，车底下雾气腾腾。上车的、送行的，乱成一团。也不知过了多久，火车一声长鸣，缓缓起步了。顿时，车上车下一片哭声。从闸口到黑龙江，列车要开四天。而这四天，为多少家庭永远留下了不堪回首的悲剧。

闸口机务段在百年的历史瞬间，有过两次短时间上万人的集结。一次是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沪嘉杭一带数十万军民，携辎重设备由北往南经闸口过钱塘江大桥退至大西南。第二次就是数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由南往北，从闸口出发，慷慨悲壮的远赴黑龙江。第一次是国难，第二次也是国之不幸啊。

闸口机务段的旧址上，今天的铁路遗存博物馆修缮得十分干净。一改杂乱的工厂布局，偌大的场地被设计得井井有条。绿皮火车静卧在与外界不再相通的铁轨上，但无时不刻的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有过的风起云涌和悲欢离合。沈干成和沈乐山的塑像目视远方，似乎在思考着一个十分费解的问题。那眼神不由的会和今天的人心呼应：曾经的和将要发生的，我们究竟怎样来评说对错？

唯有一组童趣十足的群塑，让所有经过的人的脸上洋溢出内心的微笑。

四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用家里的小凳小椅拼凑了一列火车。角色有带着父亲大檐帽的、一本正经的司机，拿着纸筒当喇叭的、丹田用气的副手，三位乘客各自配合着十分自然的神态。

这几乎是我们每一位在童年时都玩过的游戏，也是我们人生回忆中少而又少的一抹亮色。可惜，当我们脸上洋溢的内心微笑消失后，总会轻轻地一声叹息。人生岂止是游戏那样简单和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