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部伟大的古典爱情戏剧。作者凭着深刻的思想以及杰出的艺术表现力，发出批判传统礼教的凌厉呼喊，写出了那个时代普罗大众追求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理想。“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不知激励过多少代青年男女。以至于郭沫若曾由衷慨叹：“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元代文学，不仅限于剧曲，全是由这位母亲产出来的。这位母亲所产生出来的女孩儿，总要以《西厢记》最完美，最绝世的了。《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

而最早以悲剧观点看《王西厢》的，是清代的奇才金圣叹。他在批本《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砍掉了《西厢记》的第五本，以“惊梦”终结全篇，把大团圆的喜剧变成了震慑人心的大悲剧，让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在悲切凄惨中收场，使《王西厢》的思想力量更强大更震撼。

那么，王实甫为什么将故事写成大团圆结构？大团圆的背后有没有深刻的悲剧性呢？他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手段来体现反抗精神、歌颂人们美好追求的呢？这美好追求中有没有遇到不可阻挡的激流？我们不妨顺着剧情来作一番探讨，看看作者的苦心孤诣和无可奈何。

在宋代理学的炽热影响下，普通青年男女不用说自由恋爱，就是平常见面都很困难。为了使才子佳人有交往的契机，王实甫选中了一个特殊的场所——寺院。这是极带有嘲弄性质的：禁欲的佛门，竟成为男女一见钟情的最佳场所。

摆脱了选址的麻烦，接下来就得安排张生和崔莺莺见面。进京赶考的张君瑞在寺中碰上了守父丧的崔莺莺。而此时未脱孝服的莺莺，却正陷入一派春愁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天可怜见，平常没机会目睹几个美女的张生看到崔莺莺后惊为天人：“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莺莺临走时的一回眸，更是把风流倜傥的张君瑞看酥了。于是，只这一眼，情愫便在两人心头悄然暗生。

此时的莺莺，已经有婚约在身，因此尽管彼此中意，但要让自由爱情能战胜封建道统宣扬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陈旧观念而显得合情合理，还需费一番周折。

于是，王实甫紧接着安排了英雄救美的巧妙桥段。孙飞虎率叛军企图掳走莺莺做压寨夫人。为退却强敌，莺莺母亲崔夫人只好同意莺莺的建议：谁能打退贼兵，就把莺莺许给谁。这时候机智的张生站了出来，凭着半纸书，靠故友打败了孙飞虎。到这时，崔张的爱情就有了现实基础。

然而，固守着传统门第观念的崔夫人还是否决了两人的婚姻。无奈的可人儿，顿时显得极端无助，君瑞害起了相思病。莺莺虽是不言，但也是愁苦不堪。

这时候，为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王实甫安排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红娘，开始扮演关键角色：两边传信、安排两人见面、安排两人同居……莺莺张生在红娘的帮助下终于过上了“非法”的二人生活。他们的爱情看起来已经修成正果。

可是很不幸，不几日东窗事发了。老夫人知道后虽迫于家丑不敢状告张生，但还是给张生提出一个能“门当户对”娶莺莺的条件：考上状元。

写到这，故事情节走到了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故事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上：张生能考上状元吗？考不上状元怎么办？

王实甫给出的回答是：张生拿了状元。作者费尽心力写到这，极度诚恳地希望在戏里实现的“有情人成眷属”理想，难道不会顺理成章地让张生高中状元吗？

但是，这与其说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毋宁说是作者为了安抚历来喜欢大团圆结局的观众而做的一项简单处理。因为作者不可能不知道，张生考上状元到底有多难。

有数据证明：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诞生了十万进士，而状元只有不到区区六百人。即使才高八斗、悬梁刺股发奋用功，考上状元的几率也是极低的。而且这段时间，张生白天期待着晚上和情人相会，晚上两人颠龙倒凤巫山云雨，那么这几个月他能看几本书？他居然能轻易打败千军万马，在科举取士的独木桥上挤到最前边？这太难了，太不符合艺术真实了。

而且，张生离去的时候说“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可见，他考上会回来，万一考不上，他是再也不回来了。尽管莺莺说“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可是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的传统文人，张生能甘愿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吗？爱情再重要，也不是生活的全部。考取功名是封建传统文人出人头地的几乎别无选择的出路，但这条路太难了，对张生来说不啻是一条绝路。

作者不会不知此间艰难，更重要的是，王实甫生活的元代，文人不用说考状元，就连考科举的机会都没有（他大约生活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元代在1315年才第一次开科取士，尽管他写的是唐朝故事）。处境极端困窘的文人，只好借助杂剧来一抒愤懑。

因此他在长亭送别动用了最凄美的文辞：“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这种巨大的凄凉感，不知今生能否再见面的绝望感，给《西厢记》染上了浓浓的悲剧气息。

王实甫用如诗一般的语言，勾勒出了如诗一般的男女恋爱的场面。他想在剧中实现当时人们迫切真实的情感需求，但这种情感需求的实现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因此，大团圆的喜剧结尾包蕴着悲切凄楚的真实结果。要想真正实现“愿普天下有情的终成了眷属”的愿望，只有等到封建大厦的彻底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