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汉宣帝听说王褒很有才干，召见他，命他作了一篇《圣主得贤臣颂》。文中说到：“贤才，是国家的工具。任用的官吏贤能，办事进退简易，又能普遍获得良好的功效；使用的工具锋利，花费很少的力量就能取得很多的成果。所以，如果工匠使用的工具不够锋利，即使劳筋动骨，终日辛苦；而使用精巧的工具，则能铸造出‘干将’宝剑。假使派眼神好的离娄负责测量，鲁班砍削木材，测量百丈面积，修建五层高台也不会失误，这是因为用人得当。蠢人骑劣马，即使勒破马嘴，抽坏马鞭，也不能前进；而由精于骑术的王良骑乘名种良驹，由善于改进车辆的韩哀侯驾驶快疾的宝马拉着马车周游天下，即使是万里之遥，也不过喘口气的工夫就能到达，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人马相得益彰之故。所以，身穿凉爽的麻布衣的人，不苦于盛夏的暑热；身穿温暖柔软的貂、狐皮衣的人，不担忧严冬的寒冷。原因何在？因为他们拥有相应的工具而易于防备。贤人、君子，也正是圣明的君王易于治理天下的工具。从前，周公为了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停顿三次，沐浴一次要束起三次头发，所以才会出现监狱空闲的盛世；齐桓公在庭中燃起火炬，为的是不分昼夜地接待贤士，所以才能九合诸侯，称霸天下。由此看来，作为君王，只有首先不辞辛苦地访求贤才，然后才能享受所得贤才给他带来的安逸。作为人臣也是如此。过去，贤能的人在没有受到君王的赏识之前，贡献策略，君王不用；陈述建议，君王不听；作官不能施展他的能力，遭斥逐也并非有什么过失。所以，伊尹曾经背着饭锅菜板去做厨师，姜太公曾经操刀杀牛，百里奚曾经自卖，宁戚曾经喂牛，都经历过忧患及至遇到圣主明君，出谋划策都符合主上的心意，规劝进谏立即被主上接受，无论进退都能显示其忠心，担任官职也能施展其本领，接受君王赐给的封爵、土地，光宗耀祖。所以，世间必须先有圣明智慧的君王，然后才有贤能的臣子。虎啸而兴风，龙飞而生云，蟋蟀到秋天才鸣叫，甲虫在阴湿崐处才会出现。《易经》上说：‘飞龙在天，有利于选拔贤才。’《诗经》上说：
‘济济贤才，生于周国。’所以，世道太平，君主圣明，才俊之士自会来临。君王勉力于上，人臣恭谨于下，聚精会神，相得益彰，即使用伯牙演奏他的‘递钟’名琴，逢蒙使用他的‘乌号’神弓也不足以比喻君臣之间的融洽。所以圣主必须等待贤臣来辅佐，才能光大功业；贤臣只有等待圣主的赏识，才能显示才干。上下互相需要，彼此欣悦，这是千年一次的际遇，言论见解无所猜疑，犹如羽毛遇到顺风，巨鲸纵横大海，如此得意，那么何禁不止，何令不行？圣贤的教化，必将传播四方，永无穷尽。所以，圣主不必处处窥望就已看得明白，不必时时侧耳就已听得清楚，使天下太平的责任已经尽到，安乐悠闲的愿望已经实现，祥瑞自然降临，寿命自然无疆，何必像彭祖那样俯仰屈伸，像王侨、赤松子那样呼吸吐纳，去寻觅与世隔绝的仙境呢！”此时，汉宣帝颇喜好神仙之术，所以王褒在文中特别提及。
汉宣帝颇注重修饰，其宫室、车马、服饰都超过汉昭帝之时。外戚许、史、王氏家族尊贵受宠。谏大夫王吉上书汉宣帝说：“陛下以圣明的资质总揽万方事务，专心思虑天下大事，将实现太平盛世。每次颁下诏书，百姓们就如同生命重新开始一样欢欣鼓舞。我想，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陛下对百姓的最大恩德，却不能说是为政的根本。想使国家大治的圣主并不经常出现，而如今的公卿大臣有幸遇到圣主出现，言听计从，但未能制定出建立万世基业的长远规划，未能辅助圣明君主创立可与夏、商、周三代媲美的太平盛世。当今的政务主要着眼于朝会、财政报告、审判、处理讼案而已，这并非建立太平盛世的基础。我听说，老百姓虽然软弱，却无法战胜他们；虽然愚昧，却不可欺骗他们。圣主独处深宫，所作的决定，恰当则受到天下人的称颂，失当则被天下人纷纷议论，所以应小心地挑选身边的助手，审慎地择用执行命令的官员。使身边的助手能够帮助君王端正自身，执行命令的官员能够宣示圣德，这才是君王的根本要务。孔子说：‘使君王平安、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推行礼更好的了。’这不是一句空话。作为君王，在尚未制定出新的礼仪之前，应引用古代圣明君王制定的、与当今情况相适应的礼付诸实施。我希望陛下能上承天心，发展崐大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一起研究古代的礼仪制度，推行圣王的制度，使全体百姓都能达到仁义、福寿的境地。果真如此，风俗怎会不如周成王、周康王之时，寿命怎能不像殷高宗武丁！谨将我看到的当前人们所追求的不合于正道的现象分别列出，奏明陛下，请陛下裁决。”王吉认为：“当今世俗，娶妻、嫁女的费用没有节制，使贫苦的人无力承担，以至于不敢生孩子。再有，列侯娶天子的女儿，称为‘尚公主’，国人娶诸侯王之女，称为‘承翁主’，让男子事奉妇女，丈夫屈从妻子，颠倒了阴阳之位，所以才多次发生女人为乱的情况。古人在衣服、车马方面，严格规定了尊卑贵贱的区别；如今却上下不分，混乱一团，人人各随自己的喜好制作，所以贪图财物，追求利禄，甚至连死都不怕。周朝之所以能不用刑罚而使天下大治，是因为他们都将邪恶禁绝在发生之前。”又说：“舜、汤不用三公、九卿的后代而遴选皋陶、伊尹，不仁之人自然远去。如今却使庸俗官吏的子弟因其父兄的关系得以担任官职，这些人大多骄横傲慢，不通古今，无益百姓。应公开征选贤能人才，废除保荐子弟为官的‘任子令’；陛下的外家和故旧，可以赏赐丰厚的财物，却不宜让他们身居重要官位。除去‘角抵’游戏，减少乐府艺人，节省尚方用度，在天下人面前明确表示提倡节俭。古代的工匠不雕刻细致的装饰，商贾不贩卖奢侈物品，并非古代的工匠和商贾唯独贤明，而是政令教化使他们如此的。”汉宣帝认为王吉的话迂腐可笑，并不重视，于是王吉以有病为借口，辞职回乡。
赵充国经常注意向远处派出侦察兵，行军时一定做好战斗准备，扎营时一定使营垒坚固，他特别老成持重，爱护士卒，必先制定好作战计划，然后再进行战斗。他率军向西来到西部都尉府，每天都用丰富的饮食让将士们饱餐，将士们都愿意为他所用。羌军多次挑战，赵充国坚守不出。汉军从抓到的羌军俘虏口中得知，羌人各部首领多次相互责备说：“告诉你不要造反，如今天子派赵将军率军前来，赵将军已然八九十岁了，善于用兵，现在我们就是想一战而死，办不到吗！”最初，、两部首领靡当派其弟雕库来报告西部都尉说：“先零部企图造反。”几天后，先零部果然造反。雕库同族的人有不少在先零部中，于是都尉将雕库留为人质。赵充国认为雕库无罪，便将其放回，让他转告羌人各部首领说：“大兵前来，只杀有罪之人，请你们自相区别，不要与有罪者一同去死。天子要我告诉各部羌人，犯法者只要能主动捕杀同党，就可免罪，仍按功劳大小赐给数量不同的钱财，并将捕杀之人的妻子儿女和财物全部赐给他。”赵充国打算先以威信招降、及其他被先零部胁迫的羌人部落，瓦解羌人联合叛汉的人计划，等到他们疲惫不堪时，再发动攻击。
时上已发内郡兵屯边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久。若至秋冬乃进兵，此虏在境外之册。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出张掖、酒泉，合击、在鲜水上者。虽不能尽诛，但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令议之。充国以为：“一马自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虏必商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先零首为畔逆，他种劫略，故臣愚册，欲捐、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
此时，汉宣帝已征发内地郡国的军队达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各郡军队都屯扎在南山，使北部边疆空虚，其势难以长久。如等到秋冬季节再出兵，那是敌人远在边境之外的策略，如今羌人日夜不停地进行侵扰，当地气候寒冷，汉军马匹不能过冬，不如在七月上旬，携带三十日粮，自张掖、酒泉分路出兵，合击鲜水之畔的、两部羌人。虽不能全部剿灭，但可夺其畜产，掳其妻子儿女，然后率兵退还，到冬天再次进攻。大军频繁出击，羌人必定震恐。”汉宣帝将辛武贤的奏章交给赵充国，命他发表意见。赵充国认为：“每匹马要载负一名战士三十日的粮食，即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再加上行装、武器，难以奔驰追击。敌人必然会估计出我军进退的时间，稍稍撤退，追逐水草，深入山林。我军随之深入，敌人就占据前方险要，扼守后方通路，断绝我军粮道，必使我军有伤亡危险的忧虑，受到夷狄之人的嘲笑，这种耻辱千 年也无法报复。而辛武贤认为可以掳夺羌人的畜产、妻子儿女等，这怕是一派空话，不是最好的计策。先零为叛逆祸首，其他部族只是被其胁迫，所以，我的计划是：舍弃、两部昏昧不明的过失，暂时隐忍不宣，先诛讨先零，以震动羌人，他们将会悔过，反过来向善，再赦免其罪，挑选了解他们风俗的优秀官吏，前往安抚和解。这才是既能保全部队，又能获取胜利、保证边疆安定的策略。”
天子下其书，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之助，不先破、崐，则先零未可图也。”上乃拜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嘉纳其册。以书敕让充国曰：“今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臧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瘃，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敌，将军谁不乐此者！今诏破羌将军武贤等将兵，以七月击羌；将军其引兵并进，勿复有疑！”
汉宣帝将赵充国的奏章交给公卿大臣们讨论，大家都认为：“先零兵力强盛，又依仗、的帮助，如不先破、，就不能进攻先零。”于是汉宣帝任命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就地任命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颁赐诏书嘉勉辛武贤的建议，并写信责备赵弃国说：“如今到处都在向前方输送军粮，使百姓受到烦扰，将军率领大军一万余人，不及早利用秋季水草茂盛的时机，争夺羌人的牲畜、粮食，却要等到冬季再行出击，但那时羌人都会积蓄粮食，多数藏匿于深山之中，据守险要，而将军士卒寒苦，手足皲裂，难道会有利吗！将军不念国家耗费巨大，只想拖延数年而取胜，哪位将军，不愿这样！现在诏令破羌将军辛武贤等率兵于七月进击、，将军率兵同时出击，不得再有迟疑！”
充国上书曰：“陛下前幸赐书，欲使人谕，以大军当至，汉不诛，以解其谋。臣故遣豪雕库宣天子至德；、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羌杨玉阻石山木，候便为寇，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击，释有罪，诛无辜，起壹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羌欲为敦煌、酒泉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无恐汉兵至而、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余人，迫胁诸小种，附著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浸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由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于臣之计，行诛先零已，则、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戊申，充国上奏。秋，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赵充国上书汉宣帝说：“陛下上次赐我书信，打算派人劝谕部羌人，大军将会前来，但汉朝并不是要征讨他们，以此来瓦解羌人联合叛汉的计划。所以我派部首领雕库去宣示天子盛德，、两部羌人都已听到了天子的明诏。如今先零羌首领杨玉凭借山中树木岩石自保，并寻机出山骚扰，而羌并无冒犯行为，却放过有罪的先零，先打无辜的羌，一个部族起来叛乱，却给两个部族留下伤害，实在违背陛下原来的计划！我听说兵法上讲：‘不足以进攻的力量，用于防守却能有余。’又说：‘善于打仗的人，能主动引诱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引诱。’如今羌企图进犯敦煌、酒泉，本应整顿兵马，训练士卒，等待敌人前来，坐在那里，用引诱敌人的战术，以逸击劳，这才是取胜之道。现在唯恐二郡兵力单薄，不足防守，却出兵进攻，放弃引诱敌人的战术，而被敌人所引诱，我认为不利。先零羌打算背叛我朝，所以才与、化解怨仇，缔结盟约，但其内心深处不能不害怕汉军一到而、背叛他们。我认为先零时常希望能先为、解救危急，以巩固他们的联盟。先攻羌，先零肯定会援助他们。现在，羌人的马匹正肥，粮食正多，攻击他们，恐怕不能造成伤害，而正好使先零有机会施德于羌，巩固其联盟，团结其党羽。先零巩固其联盟之后，会合精兵二万余人，胁迫其他弱小部族，归附者逐渐增多，像莫须部羌人之类的弱小部族，要想脱离其控制就不容易了。果真如此，则羌人兵力逐渐增多，要征讨他们，就需增加几倍的力量，我恐怕国家的忧烦困扰，当以十年计，而不只二三年了。按我的计划，先诛杀了先零，则、之流不必再劳烦军队，就可顺服。如先零已经诛杀，而、等仍不肯屈服，等到明年正月再攻击他们，则不但合理，而且适时。现在进兵，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利益！”戊申（二十八日），赵充国奏闻朝廷。秋季，七月甲寅（初五），汉宣帝颁赐诏书，采纳赵充国的计划。
充国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懈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崐，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两。兵至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使人来言：“愿得还复故地。”充国以闻，未报。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护军以下皆争之曰：“此反虏，不可擅遣！”充国曰：“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语未卒，玺书报，令靡忘以赎论。后竟不烦兵而下。
于是赵充国率兵进抵先零地区。羌人屯兵已久，戒备松懈，忽见汉军大兵来到，慌忙抛弃车马辎重，企图渡过湟水，道路狭窄，赵充国率军缓缓前行，驱赶羌军。有人对赵充国说：“要取得战果，推进速度不宜迟缓。”赵充国说：“这是走投无路的敌兵，不可逼迫太急。缓慢追击，他们只逃跑不回头；逼迫太急，则回头死战。”各位军校都说：“有理。”羌人掉入水中淹死数百人，投降及被汉军所杀达五百余人，汉军缴获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汉军行至地，赵充国下令不得焚烧羌人村落，不得在羌人耕地中牧马。羌听说后，高兴地说：“汉军果然不打我们！”其首领靡忘派人前来对赵充国说：“希望能让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赵充国上奏朝廷，未得到回音。靡忘亲自前来归降，赵充国赐其饮食，派他回去告谕本部羌人。护军及以下将领都说：“靡忘是国家叛逆，不能擅自放走！”赵充国说：“你们都只是为了文墨之便，自我营护，并不忠心为国家着想！”话未讲完，诏书来到，命靡忘将功赎罪。后羌终于未用兵而平定。
上诏破羌、强弩将军诣屯所，以十二月与充国合，进击先零。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充国子中郎将惧，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籴三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籴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羌人致敢为逆。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
汉宣帝下诏书命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率兵前往赵充国屯兵之处，于十二月与赵充国会合，进攻先零。当时，羌人投降汉军已一万有余了，赵充国估计羌人肯定要失败，打算撤除骑兵，以步兵在当地屯垦戍卫，等待羌人因自身疲惫而败亡。奏章写好，还未上奏，恰于此时接到汉宣帝命其进兵的诏书。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感到害怕，便让幕僚去劝赵充国说：“假如出兵会损兵折将，倾覆国家，将军坚持己见，防守不出也还可以。而如果只是利与弊的区别，又有什么可争执的呢？一旦违背了皇上之意，派御史前来责问，将军本身不能自保，又怎能保证国家的安全！”赵充国叹息说：“这话是多么不忠！若是原来就采纳我的意见，羌人能发展到这一步吗！当初，推荐先去西羌巡行的人选，我推荐了辛武贤；而丞相、御史又奏请皇上，派义渠安国前去，结果败坏了大事。金城、湟中地区谷价一斛八钱，我曾对司农中丞耿寿昌说：‘只要我们购买三百万斛谷物储备，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而耿寿昌请求购买一百万斛，实际只得四十万斛而已，义渠安国再次出行，又用去一半。这两项计划都未实现，才使羌人敢于叛逆。正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如今战事长期不能结束，如果四方蛮夷突然动摇，借机相继起兵造反，即使高明的人也无法收拾，岂只是羌人值得忧虑！我誓死也要坚持我的意见，皇上圣明，可以向他陈述我的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所用粮谷、茭稿，调度甚广，难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他变，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且羌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万余枚，在水次。臣愿罢骑兵，留步兵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三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各千，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崐，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
于是，赵充国上书请求屯田说：“我率领的将士、马牛食用的粮食、草料须大范围地从各处征调，羌乱长久不能解除，则徭役不会止息，又恐发生其他变故，为陛下增加忧虑，确实不是朝廷克敌制胜的上策。况且，对羌人之叛，用智谋瓦解较易，用武力镇压则较难，所以我认为进攻不是上策！据估计，从临羌向东至浩，羌人旧有的私田和公田，民众没有开垦的荒地，约有二千顷以上，其间驿站多数颓坏。我以前曾派士卒入山，砍伐林木六万余株，存于湟水之滨。我建议：撤除骑兵，留步兵一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别屯驻在要害地区，待到河水解冻，木材顺流而下，正好用来修缮乡亭，疏浚沟渠，在湟以西建造桥梁七十座，使至鲜水一带的道路畅通。明年春耕时，每名屯田兵卒分给三十亩土地；到四月草木长出后，征调郡属骑兵和属国胡人骑兵各一千，到草地为屯田者充当警卫。屯田收获的粮食，运入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大量费用。现在大司农运来的粮食，足够一万人一年所食，谨呈上屯田区划及需用器具清册。”
上报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
汉宣帝下诏询问赵充国说：“如按照将军的计划，羌人叛乱当何时可以剿灭？战事当何时能够结束？仔细研究出最佳方案，再次上奏！”
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心离，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先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使生他变之忧，十也。治隍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诏采择！”
赵充国上奏说：“我听说，帝王的军队，应当不受什么损失就能取得胜利，所以重视谋略，轻视拚杀。《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并非高手中的高手，所以应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再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蛮夷外族的习俗虽与我们礼义之邦有所不同，但希望能躲避危害，争取有利，爱护亲属，惧怕死亡，则与我们一样。现在，羌人丧失了他们肥美的土地和茂盛的牧草，逃到遥远的荒山野地，为自己的寄身之地而发愁，骨肉离心，人人都产生了背叛之念。而此时陛下班师罢兵，留下万人屯田，顺应天时，利用地利，等待战胜羌人的机会。羌人虽未立即剿灭，然可望于一年之内结束战事。羌人已在迅速瓦解之中，前后共有一万七百余人投降，接受我方劝告，回去说服自己的同伴不再与朝廷为敌的共有七十批，这些人恰是瓦解羌人的工具。我谨归纳了不出兵而留兵屯田的十二项有益之处：九位步兵指挥官和万名官兵留此屯田，进行战备，耕田积粮，威德并行，此其一。因屯田而排斥羌人，不让他们回到肥沃的土地上去，使其部众贫困破败，以促成羌人相互背叛的趋势，此其二。居民得以一同耕作，不破坏农业，此其三。骑兵，包括战马一个月的食用，能够屯田士兵维持一年，撤除骑兵可节省大量费用，此其四。春天来临，调集士卒，顺黄河和湟水将粮食运到临羌，向羌人显示威力，这是后世御敌的资本，此其五。农闲时，将以前砍伐的木材运来，修缮驿站，将物资输入金城，此其六。如果现在出兵，冒险而无必胜把握；暂不出兵，则使叛逆羌人流窜于风寒之地，遭受霜露、瘟疫、冻伤的灾患，我们则坐着得到必胜的机会，此其七。可以避免遭遇险阻、深入追击和将士死伤的损害，此其八。对内不使朝廷的崐威严受到损害，对外不给羌人以可乘之机，此其九。又不会惊动黄河南岸大部落而产生新的事变，增加陛下之忧，此其十。修建隍中的桥梁，使至鲜水的道路畅通，以控制西域，扬威千里之外，使军队从此经过如同经过自家的床头一般容易，此其十一。大费用既已节省，便可不征发徭役，以防止出现预想不到的变故，此其十二。留兵屯田可得此十二项便利，出兵攻击则失此十二项便利，请陛下英明抉择！”
上复赐报曰：“兵决可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将军孰计复奏！”
汉宣帝再次回复说：“你说可望于一年之中结束战事，是说今年冬季吗？还是何时？难道你不考虑羌人听说我们撤除骑兵，会集结精锐，攻袭骚扰屯田兵卒和道路上的守军，再次杀掠百姓，我们将用什么来制止？将军深入思考后再次上奏。”
充国复奏曰：“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精兵，今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畔还者不绝。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数千人，虏数以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骑兵虽罢，虏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亦不敢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也。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但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以自损，非所以示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更发也。臣愚以为不便。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赵充国再次上奏说：“我听说，军事行动以谋略为根本，所以多算胜于少算。先零羌之精兵，如今剩下不过七八千人，丧失了原有的土地，分散于远离家乡的地区，挨饿受冻，不断有人叛逃回家。我认为他们崩溃败亡的时间可望以日月计算，最远在明年春天，所以说可望于一年中结束战事。我看到，北部边疆自敦煌直到辽东，共一万一千五百多里，守卫边塞的官吏和戍卒有数千人，敌人多次以大兵攻击，都不能取胜。现在即使撤除骑兵，而羌人见有屯田戍卫的精兵万人，且从现在开始，到三月底，羌人马匹瘦弱，必不敢将妻子儿女丢在其他部族，远涉山河前来侵扰；也不敢将其家属送还家乡。这正是我预计他们必将就地瓦解，不战自破而制定的策略。至于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掳掠，偶尔杀伤百姓，原本就无法立刻禁绝。我听说，打仗如无必胜的把握，就不能轻易与敌人交手；进攻如无必取的把握，就不能轻易劳师动众。如果发兵出击，即使不能灭亡先零，但能禁绝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活动，则可以出兵。如果今天同样不能禁绝，却放弃坐而取胜的机会，采取危险的行动，到底得不到好处，还白白使自己内部疲惫、破败，贬低国家威严而损害自己，不能这样对付蛮夷外族。再者大兵一出，返回时便不可再留，而湟中又不能无人戍守，如果这样，则徭役又将兴起，我认为实无益处。我自己思量，如果尊奉陛下的诏令出塞，率兵远袭羌人，用尽天子的精兵，将车马、甲胄散落在山野之中，即使立不下尺寸之功，也能苟且避免嫌疑，过后还能不负责任，不受指责。然而，这些个人的好处却是对陛下的不忠，不是明主和国家之福！”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必可用也。”上于是报充国，嘉纳之；亦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以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出击。强弩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赵充国每次上奏，汉宣帝都给公卿大臣讨论研究。开始，认为赵充国意见正确的人为十分之三，后增加到十分之五，最后更增至十分之八。汉宣帝诘问开始不同意赵充国意见的人为什么改变观点，这些人都叩首承认自己原来的意见不对。丞相魏相说：“我对军事上的利害关系不了解，后将军赵充国曾多次崐筹划军事方略，他的意见通常都很正确，我担保他的计划一定行得通。”于是汉宣帝回复赵充国，嘉勉并采纳了赵充国的计划，又因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多次建议进兵攻击，所以也同时批准，下诏命两将军与中郎将赵率部出击。许延寿出击羌人，招降四千余人；辛武贤斩首二千级；赵斩首及招降也有二千余人；而赵充国又招降了五千余人。汉宣帝下诏罢兵，只留下赵充国在当地负责屯田事务。
夏季，五月，赵充国上奏说：“羌人部众和军队本约五万人，前后被斩首共七千六百人，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在黄河、湟水中淹死以及饿死的有五六千人，计算起来，剩下跟随其首领煎巩、黄羝一起逃亡的不过四千人。现已归降的羌人首领靡忘等自己保证可以擒获这些人，所以我请求罢除屯田部队。”汉宣帝批准所奏。赵充国整顿部队返回。
所善浩星赐迎说充国曰：“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多斩首、生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穷困，兵虽不出，即自服矣。将军即见，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非愚臣所及。如此，将军计未失也。”充国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壹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卒以其意对。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酒泉太守，官充国复为后将军。
赵充国的好友浩星赐前往迎接赵充国，对他说：“大家都认为破羌、强弩二将军率兵出击，多有斩获、招降，所以才使羌人败亡。然而，有见识的人则认为羌人已到穷途末路，即使不发兵出击，也会很快自行投降。将军见到皇上时，应归功于破羌、强弩二位将军率兵出击，你自己并不能与之相比。这样做对你并无什么损失。”赵充国说：“我年岁大了，爵位也到头了，岂能为避免夸耀一时功劳的嫌疑而欺骗皇上！军事措施是国家大事，应当为后人立下榜样。我如不利用自己的余生专为皇上明白分析军事上的利害，一旦去世，谁能再对皇上说这些呢！”终于将自己的想法奏明汉宣帝。汉宣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免除辛武贤破羌将军职务，派其仍回酒泉太守原任。赵充国恢复了后将军职务。
秋，羌若零、离留、且种、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雕、良、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余皆为侯、为君。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秋季，羌人若零、离留、且种、库共同将先零首领犹非、杨玉斩杀。羌人各部首领弟泽、阳雕、良、靡忘都分别率领煎巩、黄羝所属四千余人归降汉朝。汉宣帝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其他人都被封侯、封君。开始设置金城属国，安置归降的羌人。
诏举可护羌校尉者。时充国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充国遽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时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后临众病免，五府复举汤。汤数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国之言。辛武贤深恨充国，上书告中郎泄省中语，下吏，自杀。
汉宣帝下诏命保举能够担任护羌校尉一职的官员。此时赵充国正在生病，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前将军共同保举辛武贤的小弟弟辛汤。赵充国听说后崐，急忙从病床上起来，上奏说：“辛汤酗酒任性，不能派他负责蛮夷事务，不如派辛汤的哥哥辛临众担任此职。”此时辛汤已拜受了护羌校尉的印信和皇帝符节，汉宣帝下诏，命改任辛临众。后辛临众因病免职，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再次保举辛汤。辛汤多次在酒醉之后虐待羌人，使羌人再度反叛，到底同赵充国预料的一样。辛武贤深恨赵充国，上书朝廷，告发赵充国之子中郎将赵泄露中枢机密，赵被交付狱吏审讯，自杀而死。
[3]司隶校尉魏郡盖宽饶，刚直公清，数干犯上意。时上方用刑法，任中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微，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孙，官以传贤圣。”书奏，上以为宽饶怨谤，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旨意欲求禅，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伤宽饶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上书讼宽饶曰：“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上书陈国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从大夫之后，官以谏为名，不敢不言！”上不听。九月，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3]司隶校尉魏郡人盖宽饶刚直清正，数次昌犯汉宣帝。此时，汉宣帝正注重刑法事务，信任由宦官担任的中书官。盖宽饶上了一道秘密奏章说：“如今圣贤之道逐渐衰微，儒家经术难以推行，把宦官当作周公、召公，把法律当作《诗经》、《尚书》。”又引用《易传》说：“五帝将天下视为公有，三王将天下视为私有。视为私有则传给子孙，视为公有则传给圣贤。”奏章呈上，汉宣帝认为盖宽饶恶意诽谤，将其奏章交中二千石官员处理。当时，执金吾认为：“盖宽饶是想让皇上将皇位禅让给他，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怜悯感伤盖宽饶忠直忧国，因议论国事辞不达意而遭文墨之吏诋毁陷害，于是上书为盖宽饶鸣冤说：“我听说，山中有猛兽，人们因此而不敢去摘采野菜；国家有忠臣，奸邪之辈因此而不敢抬头。司隶校尉盖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陛下亲属许、史两家的庇护，下无作为皇家近侍的金、张两家的支持；而身负监察职责，秉公行事，所以仇人多而朋友少。他上书陈述对国事的意见，却被有关官员弹劾，处以死刑。我有幸能跟随在各位大夫之后，身为谏官，不敢不说出自己的看法！”汉宣帝不听。九月，盖宽饶被交付狱吏审判。盖宽饶用佩刀自刎于未央宫北门之下。人们无不怜惜。
这一年，东郡太守韩延寿被任命为左冯翊。当初，韩延寿担任颍川太守时，颍川郡在前任太守赵广汉鼓励人民相互告发之后，民间多结怨仇。韩延寿改变作法，教导百姓们讲究礼让，又征召年纪大、阅历丰的长者，与他们共同研究、决定嫁娶、丧葬、祭祀的礼仪，基本上依照古礼，不许超过规定。百姓们都遵从韩延寿的教导。凡贩卖纸车纸马以及其他陪葬用的各种假器物者，将其物品没收，抛弃于街市之上。后黄霸代韩延寿为颍川太守，继续遵循韩延寿的方法，将颍川治理得非常出色。韩延寿为官，崇尚礼义，爱好古人古事，推行教化，每到一地，必定聘请当地贤士，以礼相待，以广泛地听取建议，采纳他们的批评意见。韩延寿还注意表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品行高尚之人，修建地方公立学校。每年春秋两季，都要进行古代的“乡射”之礼，用比赛射箭的办法选拔人才。届时，赛场上陈列钟鼓、管弦，举行隆重的仪式，人们上下赛场时，都相互作揖礼让。到每年检阅地方武装的“都试”举行时，在考场上设置斧、旌旗，命将士们演练骑马射箭之事。修理城池，收取赋税，都于事前明白布告日期，把按期集合作为一件大事。官吏和百姓非常敬服畏惧，都奔走前往。又在民间设置“正”、“伍长”等管理人员，督率百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禁止收留奸邪之人，街巷、村落之中如有不寻常之事发生，官吏立即就会闻知，所以奸邪之人不敢进入韩延寿管辖地界。开始时，各项事务似乎有些繁琐，但后来官吏却因此而不受追捕盗寇之苦，百姓也因此而不必担忧遭受杖责，所以都感到安全便利。对待下级官吏，既施以十分深厚恩德，又加以严格约束。如有人欺瞒、辜负韩延寿，韩延寿就痛切自责：“难道我有什么事对不起他，否则他怎会如此！”属下听说后，都深自愧悔，其所属某县尉甚至因此而自杀。有一位门下官吏也因此而自刎，被人救活，韩延寿感动得流下眼泪，派官吏和医生探视医治，并大大地减免他家的赋税徭役。韩延寿在东郡三年，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刑狱大为减少，因此而调入京师任左冯翊。
延寿出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太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阁思过。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郡中歙然，莫不传相敕厉，不敢犯。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
韩延寿出外巡视各县，来到高陵县，百姓中有两兄弟，因争夺田产而相互控告，分别向韩延寿申诉。韩延寿为此深感悲伤，说道：“我有幸被摆在左冯翊这一职位上，是全郡的表率，而今却不能宣明教化，致使民间出现亲骨肉因争夺产业而相互控告的事，既伤风化，又使贤德的地方长官及啬夫、三老、孝弟等民间乡官蒙受耻辱，过错在我，我应首先退下。”当天就自称有病，不再崐处理公事，躺在客舍中闭门思过。全县官员见韩延寿如此，都不知如何是好，县令、县丞、啬夫、三老也都自己把自己关了起来，等待处罚。于是诉讼的两兄弟同宗族的人相互责备，两兄弟也深自悔恨，都自己剃去头发，袒露身体，前来谢罪，表示愿将土地让给对方，终生不敢再争。全郡上下一片和睦，都传播此事，互相告诫劝勉，不敢犯同样的错误。韩延寿的恩德威信遍及所属二十四县，无人敢自己挑起诉讼争端。韩延寿以至诚待人，官吏和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
汉朝群臣议论匈奴的形势，多数人认为：“匈奴为害多年，可乘其衰败内乱的机会兴兵将其灭亡。”汉宣帝下诏向御史大夫萧望之询问，萧望之回答说：“《春秋》上记载，晋国士率兵征伐齐国，听说齐侯去世的消息，便率兵撤回。君子重视的是，不乘敌国丧乱的机会去进攻，认为恩足以使孝子心服，义足以使诸侯感动。匈奴前任单于仰慕汉朝的礼仪教化，一心向善，自称是汉的小弟弟，派使臣请求和亲，使天下人感到欣慰，四方夷狄外族无不知晓。不幸的是，尚未最后缔约，他已被奸臣所杀。如今若去征伐匈奴，是乘人之危，幸灾乐祸，他们肯定要向远方逃遁。我们兴此不义之师，恐怕会劳而无功。应派使者前去吊丧慰问，并扶助他们于衰弱之中，为之解救灾患，四方外夷听说后，都会尊敬中国的仁义。假如能使匈奴人因汉的恩德复位，必定会对我朝称臣服从，这才称得上是天子的盛德。”汉宣帝听从了萧望之的建议。
韩延寿代替萧望之担任左冯翊。萧望之听说韩延寿在东郡太守任上，曾发放官府之钱一千余万，便派御史前去调查，韩延寿听到消息，也派人调查萧望之在左冯翊任内发放属于廪牺令掌管的一百多万钱之事。萧望之上奏说：“我的职责是总领天下监察事务，听到有人检举，就不敢不闻不问，却受到韩延寿的要挟。”汉宣帝因此认为韩延寿不对，命分别调查到底。结果指控萧望之动用官钱一事并无事实根据，而萧望之派到东郡的御史却查出韩延寿在考试骑兵之日，奢侈豪华，超过规定；又动用官铜，仿照尚方铸造御用刀剑之法，等到月食时铸造刀剑；还动用官钱，私自雇用管理徭役的官吏；并加装自己车辆的防箭设施，花费在三百万钱以上。韩延寿竟因此被指控犯有“狡猾不道”之罪，斩首示众。行刑时，官吏和百姓数千人送他到渭城，人们扶老携幼，攀住韩延寿的囚车车轮不放，争相进奉酒肉。韩延寿不忍拒绝，一一饮用，共计喝酒一石有余，并让原属下官吏分别向前来送他的百姓致谢，说道：“辛苦各位远程相送，我死而无恨！”百姓无不痛哭流涕。
光禄勋平通侯杨恽，廉洁无私，但爱夸耀自己的才干，为人尖刻，好揭人隐私，所以在朝中结怨很多。杨恽与太仆戴长乐不合，有人上书控告戴长乐之罪，戴长乐怀疑是杨恽指使，便也上书控告杨恽说：“杨恽上书为韩延寿辩护，郎中丘常对杨恽说：‘听说你为韩延寿辩解，能救他一命吗？’杨恽说：‘谈何容易！正直的人未必能保全！我也不能自保，正如人们所说：“老鼠不为洞穴所容，只因它嘴里衔的东西太大。”’又曾对我说：‘正月以来，天气久阴不下雨，这类事，《春秋》上有过记载，夏侯胜也说到过。意味着将有臣下犯上作乱。’”此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于定国上奏参劾杨恽心怀怨望，恶言诽谤，大逆不道。汉宣帝不忍心杀人，下诏将杨恽、戴长乐全都免官贬为平民。
班固赞曰：古代确定一件事物的名称，必定从与此相类似的事物中得来，远的取之于其他事物，近的取之于自身。所以在儒家经典中，将君王比喻为头颅，臣子比喻为大腿和手臂，表明君臣一体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君臣之间的密切配合，是古今的通常之理，自然之势。近观汉朝丞相，汉高祖开创基业，萧何、曹参政绩第一；汉宣帝中兴汉朝，丙吉、魏相最有声誉。当时，各级官员的降黜、升迁都有相应的标准，各类机构健全、适当，公卿大臣大都各称其职，礼让之风在国内兴起。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知道他们的政绩、名誉崐，并非偶然所致。
二月壬辰（疑误），黄霸被任命为丞相。黄霸的才能主要在治理百姓，当了丞相以后，声誉比作郡守时有所下降。当时，京兆尹张敞家的雀飞集丞相府，黄霸以为是神雀，与人商议，准备奏闻汉宣帝。张敞上奏说：“我看到丞相要求与中二千石大臣及博士等一同向来京报告本年度工作情况的各郡、国长史、守丞询问为民兴利除害、推行教化的情况，让他们逐条回答。有报告当地农民谦让田地界线，男女不走一条道，路不拾遗，以及能举出当地孝顺子孙、贞节妇女人数的，列为一等，先上殿；虽然举出，却不知其人数的，列为二等；说不出这方面政绩的，列在最后，向丞相叩头谢罪。丞相虽未明言，心中却是希望他们也能举出这方面的例子。长史、守丞对答时，我家有一群雀飞到丞相府，落在屋顶上，自丞相以下，看到的有数百人。那些从边地来的官吏，大多知道是雀，但丞相问他们，却都装作不知道。丞相与人商议，准备上奏说：‘我问各郡、国来京报告工作的长史、守丞各地的情况，都说礼义教化大兴，所以上天派下神雀以回报陛下的盛德。’后来得知是从我家飞来，方才停止。各郡、国官吏都暗笑丞相虽然仁厚有智，但有些轻信奇闻怪事。我并不是敢于诋毁丞相，只是怕群臣谁都不敢说明此事，而各郡、国长史、守丞又畏惧丞相指责，回去后废弃国家法令，人人执行自己的条令，竞相增多，使原本淳朴的风气变得日益浮薄，人人行为虚伪，有名无实，动摇懈怠，严重的甚至做邪恶之事。假如京师长安率先倡导农民互相谦让田地界线，男女不同走一路，道不拾遗等等，实际上对区分廉洁贪婪、贞节yín乱的行为并无益处，反倒以虚伪的政绩列为天下第一，这当然是不对的。即使是封国先这样作，以虚假政绩欺骗朝廷，也不是小事。我大汉承接了秦朝的各种弊端，加以变通而制定法令，目的在于鼓励善行，禁止奸恶，条理详实周密，已不能再有增加。所以我认为，应派地位尊贵的大臣明确指示各郡、国长史、守丞，回去转告各地二千石官员，在保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及廉洁官吏时，务必选人得当，处理郡、国事务都应以国家法令为依据，不得擅自增加、修改。如有敢于靠弄虚作假来欺世盗名者，必须先受诛杀，用以明确显示朝廷的好恶。”汉宣帝对张敞的建议极为赞赏，予以采纳，召集各地来京报告工作的官员，派侍中前往发布指示，如同张敞的建议。黄霸深感惭愧。
又，乐陵侯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霸荐高可太尉。天子使尚书召问霸：“太尉官罢久矣。夫宣明教化，通达幽隐，使狱无冤刑，邑无盗贼，君之职也。将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乐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亲，君何越职而举之？”尚书令丞相对，霸免冠谢罪，数日，乃决，自是后不敢复有所请。然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
再有，乐陵侯史高依靠外戚的身分及对汉宣帝的旧时恩义，担任侍中，地位尊贵、显赫，黄霸推荐史高担任太尉。汉宣帝派尚书召见黄霸问道：“太尉一职早已撤销。你的职责是：宣明教化，让隐情上达，使国家无冤狱，城乡无盗贼。将相一类官员的任免是朕的任务。侍中、乐陵侯史高，是朕的亲近大臣崐，朕对他非常了解，你为何越权保举？”命尚书令听取黄霸的回答。黄霸摘下帽子谢罪。数日之后，汉宣帝才下令对此事不予追究。从此以后，黄霸再也不敢有所建议。然而，自汉朝建立以来。说到治理百姓的官吏，黄霸居第一位。
杨恽失掉封爵、官位后，住在家里治理产业，用财富自我娱乐。杨恽的朋友安定太守西河人孙会宗写信劝戒他说：“大臣被罢黜贬谪之后，应当闭门在家，惶恐不安，以示可怜之意。不应治理产业，交结宾客，享有声誉。”杨恽为丞相杨敞之子，很有才干，年轻时就在朝廷中崭露头角，一时受到暖昧语言的中伤，遭到罢黜，内心不服，给孙会宗回信说：“我暗自思量，自己的崐过错已太大了，行为已有亏欠，将长久做一名农夫度过一生，所以率领妻子儿女，致力于农桑之事，想不到又因此受人讥评！人情所不能克制的事，连圣人都不加禁止。所以即使是至尊无上的君王，至亲无比的父亲，为他们送终，也有一定的时限。我得罪皇上，已三年了，农家劳作辛苦，每年伏日、腊月，煮羊炖羔，用酒一斗，自我犒劳，酒后耳热，仰面朝天，敲着瓦盆，放声吟唱，诗中写道：‘南山种田，荒芜杂乱，种一顷豆，落地成秧。人生不过及时乐，等待富贵何时来！’就算是荒淫无度，我不知不可以如此。”再有，杨恽兄长的儿子安平侯杨谭对杨恽说：“你的罪并不大，又曾于国有功，将会再次被任用。”杨恽说：“有功又有什么用！不值得为皇上尽力！”杨谭说：“皇上确实如此。司隶校尉盖宽饶、左冯翊韩延寿都是尽力的官吏，都因事被诛杀。”正巧出现日食，一个名叫成的马夫头上书控告杨恽说：“杨恽骄傲奢侈，不思悔过。这次出现日食，就是因为杨恽的关系。”奏章交给廷尉，经过核查，发现了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信，汉宣帝看了以后，对杨恽深恶痛绝。廷尉判处杨恽大逆不道之罪，腰斩；妻、儿放逐酒泉郡；杨谭受其牵连，也被贬为平民；几位与杨恽关系友善的在职官员，如未央卫尉韦玄成和孙会宗等，都被罢免官职。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可不谓能乎！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扬子以韩冯翊之诉萧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寿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寿独蒙其辜，不亦甚哉！
臣司马光曰：以汉宣帝的英明，加上魏相、丙吉当丞相，于定国当廷尉，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被杀都不能使众人心服，这实在是汉宣帝善政的最大污点！《周官》上关于司寇职责的规定，有“议贤”、“议能”，象赵广汉、韩延寿在治理百姓方面，能不说他们有才能吗！而盖宽饶、杨恽刚强正直，能不说他们贤明吗！既然这样，那么即使真有死罪，仍应宽恕，何况罪不至死呢！扬雄认为，韩延寿诽谤萧望之是自取其祸。但韩延寿之所以冒犯上官，则是因萧望之的逼迫。汉宣帝不察究竟，使韩延寿独受其辜，不是太过分了吗！
臣司马光曰：“王道”与“霸道”，并无实质的不同。过去，夏、商、周三代昌盛时，无论是制礼作乐，还是发动战争，都由天子决定，则称之为“王道”。天子微弱，不能控制诸侯时，诸侯中有能率领盟国共同征讨叛逆以尊奉王室的，则称之为“霸道”。无论行“王道”还是“霸道”，都以仁义为根据，任用贤能，奖赏善美，惩罚邪恶，禁绝凶残，诛除暴乱。二者只不过于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泽上有深浅之别，功业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广狭之异罢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是因为君王没有去做，并不是古代圣王之道不能再行于后世。在儒者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像汉宣帝所说的那种“俗儒”，当然不能同他们治理天下，但难道就不能访求“真儒”而任用吗！像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如汉朝能得到他们而予以重用，汉朝的功业岂能只像现在这样！汉宣帝说太子懦弱不能自立，不懂得治国的方法，必然将败坏刘氏基业，这是可以的；可是说“王道”不可实行，儒者不可任用，岂不是太过分了！不能以此来训示子孙，留给后人效法。
匈奴呼韩邪单于抵达五原边塞，表示愿奉献本国珍宝，于甘露三年正月来长安朝见汉宣帝。汉宣帝下诏命主管官员商议朝见仪式。丞相、御史大夫都说：“依古代圣王的制度，先京师而后诸侯，先诸侯而后夷狄。匈奴单于前崐来朝贺，其礼仪应与诸侯王相同，位次排在诸侯王之后。”太子太傅萧望之认为：“单于不奉汉朝正朔，本不是我国的臣属，所以称为匹敌之国，应不用臣属的礼仪对待他，使其位次在诸侯王之上。外夷向我国低头，自愿居于藩属地位；我国谦让，不以臣属之礼对待他，为的是笼络于他，显示我国的谦虚大度。《尚书》有言：‘戎狄外族很难驯服’，说明外夷的归附反复无常。如果将来匈奴的后代子孙突然像飞鸟远窜、老鼠潜伏一般不再前来朝见进贡，也不算我国的背叛之臣，这才是万代的长远策略。”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意见，下诏说：“匈奴单于自称我国北方藩属，将于明年正月初一前来朝见。朕的恩德不够，不能受此隆重大礼。应以国宾之礼相待，使单于的位次在诸侯王之上，拜谒时只称臣，不具名。”
荀悦论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势然也。《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礼，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若以权时之宜，则异论矣。
荀悦论曰：按照《春秋》大义，君王不分内外，以表示要天下一统。戎狄外族因相距遥远，人事隔绝，所以中国的“正朔”传不过去，中国的礼义教化不加之于他们身上，并非是尊重他们，而是形势所致，不得不然。《诗经》上说：“氐族、羌族全在内，谁敢不来朝天子。”所以距离极远的外族君主，也必向天子朝贡。如不前来朝贡，则向其发出斥责和号令，不应称之为匹敌之国。萧望之打算不以臣属之礼相待，使其位居王公之上，是僭越制度，丧失秩序，扰乱天理纲常，违背了礼！但如果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则又当别论。
汉宣帝卧病在床，挑选可以嘱托后事的大臣，召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来到宫中，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共同接受遗诏，辅佐朝政，主管尚书事务。冬季，十二月甲戌（初七），汉宣帝在未央宫驾崩。
班固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班固赞曰：汉宣帝治理国家，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注重综合考核人事的名与实。主持政务的大臣、学者，以及执掌法令的官员，全都精通自己的本职。在技巧、工匠、器械方面，以后的汉元帝、汉成帝时，很少能与之相比，这也足以证明汉宣帝时确实做到了官吏各称其职，百姓各安其业。遇到匈奴内乱，汉宣帝讨伐无道，扶助有道，以威严和信义震慑北方夷狄之国，匈奴单于仰慕汉朝仁义，俯首称臣，自居藩属地位。功勋光耀祖先，业绩永垂后世，实可称之为“中兴”，其功德可与商高宗、周宣王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