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远离炮火的香港开始遭受日军的野蛮轰炸。在一片炮声轰隆、硝烟弥漫中，香港思豪酒店5楼的客房里，萧红脸色灰败、蓬头垢面，惊惧慌张地躺在床上，此时的她已经病得连起身的气力都没有了。
炮弹狂啸声阵阵袭来，在她的耳边身边吵闹得那样真切逼近。而此时，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准备同朋友一起撤离香港前往新加坡避难，他将照料萧红的重担丢给了一个叫骆宾基的青年作家。骆宾基在后来的《萧红小传》中记录了当时萧红的心情：“T（端木蕻良）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早该和T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虽然隐含着败退的准备，但萧红对于未来不得不说还保有希望，她嘱咐骆宾基把她带回上海，送到鲁迅夫人许广平那儿，“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可惜她的病情很快恶化，肺病被医生误诊为喉瘤，动手术后因插了喉管，她不能说话了，精神也开始陡然萎靡，加上战乱时期，缺医少药也是常事，她所谓健康的希望终于在无边蔓延的残酷面前一点点损耗殆尽。1942年1月22日11点，萧红结束了痛苦挣扎的一生，黯然辞世。她只活了31岁。
她曾留下了遗嘱：“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
兵荒马乱中，萧红的骨灰被丈夫端木蕻良一分为二下葬。埋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的部分后来下落不明，而埋在浅水湾的部分很快也被日益增多的行人踏平了。在香港文艺界的大力呼吁下，1957年，萧红在浅水湾的部分骨灰被移交广州，安葬在了银河公墓。
萧红的遗愿是不可能实现了，她最崇敬的鲁迅先生早已摆到了造神坛上，连妻子许广平都无法葬在他的身边，遑论其他人。
这短暂的一生，千般磨折万般苦难，终于随尘埃渐渐远去。惜花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只是无论有多不舍，落红终是无法回旋的结局。好在，她31年的生命散尽，我们却牢记了她人生里8年的创作时光。
萧红生于1911年，比同时期的女作家张爱玲大9岁。她成长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传统的封建地主家庭，母亲一连生育了一女三男，因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她对萧红的照顾不太周全。萧红10岁那一年，母亲去世。父亲在她心中是个极其冷酷、贪婪、暴虐的人，又常年在外地工作。童年时的萧红对这个家庭唯一不能忘却的温暖，便是祖父张维祯对她的隔代疼爱。萧红出生时，张维祯已经62岁了。他晚年丧子，三个女儿出嫁后也相继去世，于是他将萧红的父亲过继到自己名下。萧红出生时，家里虽已有了衰落势头，但张家大院仍有房舍三十多间，后院还有一个大园子，算是当地有名的富贵大户。
祖母死后，萧红搬去祖父屋子里，祖父成了她文学的启蒙老师，教她念《千家诗》。她说：“我睡在祖父旁边，祖父一醒，我就让祖父念诗，祖父就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念完了，还加以讲解。早晨念、晚上念，半夜醒了也念。那时，念诗变成萧红最大的爱好。
“祖父非常的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便够了，还怕什么呢？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算不了什么。”祖父的爱，像暖融和煦的阳光，驱散了严冬里所有的冷酷，萧红很多年后，在《呼兰河传》结尾处这样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然而我们翻查资料会发现，萧红的父亲也或许并非她所形容的那样传统守旧，张廷举毕业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优极师范学堂，新式教育出身，成绩优异，在国民党和伪满统治时期，做过校长、出版社社长、教育局局长，熟知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开明绅士。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位父亲，萧红很难在那个年代受到相对完整的教育。
14岁时，萧红与哈尔滨西郊乡屯的汪家订了亲。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学做过代课教员。然而已然接受过新思想的她决不接受这样的婚事。1930年，19岁的萧红偷偷离家出走，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出走”。她与表哥一起去了北平，进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
那时的知识青年几乎无人不识娜拉。娜拉是易卜生小说中的女主角，因为决心不做海尔茂太太而弃家出走。萧红给好朋友写信，分享做娜拉的喜悦。然而鲁迅先生曾说过：“娜拉面前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但钱也是要紧的。妇女经济没有独立，即使有觉醒的心，也无能为力。”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萧红和表哥的生活不久便陷入困顿。1931年1月，无枝可依的萧红趁寒假时返回呼兰，她的第一次“出走”以失败告终。
2月底，萧红再次逃往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去将她接回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现在仍保留的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筑，在当时算得上高档，因为汪恩甲和萧红的家族在黑龙江都有一定的名望，所以他们才能以赊账的方式住进来。
两个完全没有生活的来源的人，坐吃山空。萧红也彻底断了上学的念头，觉得自己已经没了未来，甚至和汪恩甲一起抽起鸦片。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了半年，萧红怀孕了，他们欠下食宿费600多元。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取钱，离开了旅馆。他趁机逃离了萧红的世界，将大腹便便的包袱狠狠地甩在了身后，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旅馆老板停止了对萧红的伙食供应，把她赶到了楼上一个堆放杂物的房间里，并不停地逼债。萧红再一次陷入了孤独与穷困之中，可是这次，她不能像从前那样回家求助，她没有退路了。闲暇时，也会幻想着说不定汪恩甲很快就来救她，那唯一的希望赋予了她虚无的诗意，她饿着肚子写：
晚来偏无事，坐看天边红，红照伊人处。
我思伊人心，有如天边红。
萧红苦苦等待的未婚夫始终不出现，旅店的老板没了耐心，扬言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走投无路的萧红向经常阅读的《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写了一封求救信。此前，她曾给该报投过小诗，虽未刊发，但已给该报副刊编辑裴馨园和其他编辑留下了印象。
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看望萧红，并给她送书刊。“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临产期了。”这是萧军对她最初的印象。
萧军无意间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萧红害羞地承认是自己的作品，“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萧军低头，读到了这样的诗：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在我面前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寥寥几句诗词，让萧军看清了面前女子的光环，哪怕此时窘迫不堪，可他们就这样相爱了。萧红已有了7个月的身孕，而萧军在家乡还有结婚10年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这年8月，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旅馆老板无暇顾及这个欠债的孕妇，早就逃之夭夭，萧红挺着大肚，从窗台跨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终于冲破一切阻碍和萧军走到了一起。这个情节像极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上天为了成就一段爱情，终于倾覆了一座城池。
不久，萧红的孩子出世了，是个明眸善睐的女孩。不知是因为对汪恩甲怀着愤恨，还是为了能与萧军顺利地走到一起，萧红坚决不认那个孩子。小孩整天整夜地哭，护士感到不理解：“生下来六天了，连妈妈的面都没得见，喂她牛奶她不吃，她妈妈的奶胀得都挤来扔了。唉，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最后送人了，被抱走之前，对方怕她不舍得，安慰道：“谁的孩子，谁也舍不得......”萧红回答：“我舍得，小孩子没有用处。你把她抱去吧。”这样的冷酷，该比她父亲更甚吧！
处理完了孩子，二萧迎来了生命中最甜蜜的时光。两人同是热衷文学，便有了相似的浪漫秉性。他们有时游泳，有时划船，有时溜冰，朋友后来回忆：“萧军脖子上系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
爱情有了，面包却总是不足。那时他们的生活来源便是萧军做家庭教师的收入。白天萧军为了生计在外奔波，萧红躲在一个没有一点人间温暖的地方，忍受饥饿，等着萧军带回钱来买一些黑面包。吃的时候加点盐，你咬一口，我咬一口，盐抹多，便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去小饭馆打打牙祭，馒头、小菜、丸子汤是定要吃到足的，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从嘴甜到了心里。过得如此清苦，萧红却还是幸福地感叹：“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萧红跟着萧军认识了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在他们成立的星星剧团演戏，还做些抄写、刻版、画插图的工作。受朋友们的鼓励，萧红从这时起开始了小说创作。《王阿嫂的死》、《老妇》、《弃儿》开始在报刊上陆续发表。
由于此时的哈尔滨已深受日本的侵略，风声日紧。1934年6月，受朋友的邀请，二萧离开哈尔滨，去了青岛。离开哈尔滨时，萧红特别不舍，此次告别后，她再也没有回过这片黑土地。10月，他们试着给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寄去了信，没曾想到的是，鲁迅先生很快就回了信。接到信的萧红非常兴奋，旋即将《生死场》的原稿挂号寄给了鲁迅先生，信中还附上了二萧的合影。
不久，在鲁迅先生的邀约之下，二萧带上全部家当——一条东北带来的毛毯、一件毛线衫、两卷稿子去了上海。11月30日午后，萧军和萧红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个咖啡厅里，见到了鲁迅先生和夫人许广平。许广平后来回忆：
“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性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除此之外，萧红很少提及自己的身世。”
鲁迅先生为二萧介绍了上海文化界的情况，临走将一个信封放在他们面前，里面有维持生计的20块钱。
为了帮助这对才华横溢又身无分文的年轻人，鲁迅先生做东，把萧红、萧军介绍给了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作家，为二萧在文学创作上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那天在归家的路上，萧军和萧红彼此挽着胳臂，行走在大街和小巷，脚步轻快，飘飘然，感到他们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鲁迅先生还转话给陈望道：“萧红的小说稿已经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那时，二萧常常去鲁迅先生家做客，请教写作上的问题，鲁迅先生偏爱北方小食，萧红就为他做自己拿手的饺子、饽饽、韭菜盒子。
1935年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鲁迅为其原稿逐一改正错字，并作了序，胡风写后记。这部小说的出版，在文坛上激起千层浪，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鲁迅先生曾说：“萧红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有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在《生死场》这本书里，萧红呈现出了一种乡村荒野式的景观，就像书名一样，东北农村中的一群人，忙着生忙着死，上演了一场场凄凉悲伤的故事。萧红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描写乡村荒野图景的女作家。
二萧在上海待了一年后，卖稿已不成问题，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可他们却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相爱了。一次聚会上，大家看到萧红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忍不住问她是怎么搞的。萧红轻描淡写地说，夜黑看不见，自己不小心撞到硬物上了。坐在一旁的萧军毫无顾忌地讥讽道：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我昨天喝了点酒，借点酒气我就打了她一拳，把她的眼睛打青了。此时萧红微笑着否认，眼眶中却早已蓄满了眼泪。
为了逃离与萧军情感上的困顿与争执，萧红在朋友的帮助下一人前往日本。隔着空间的距离，争执不断的爱情与硝烟战火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遥远的薄雾，“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给萧军的信中时这样写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这封信的内容便是很多年后电影《黄金时代》片名的由来，而汤唯终于褪去了张爱玲笔下的优雅韵味，成功扮起了一位坦率本真的苦难才女。
萧红在日本期间，从报纸上得知了鲁迅先生的死讯，她悲痛欲绝。这种哀伤折磨着萧红，一个月里她不断地发烧，嘴唇全烧破了。萧红写过一篇怀念的文章——《回忆鲁迅先生》，曾遭到端木蕻良的嘲笑，在他看来，这篇文字过于平淡和琐碎，与鲁迅先生的伟大不相衬。然而，萧红的这篇文章后来被公认为回忆鲁迅文字中写得最好的，是一篇任凭心绪召唤的诗性文字。
萧军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间感情上的纠葛……为了结束这种无果的恋爱，他们促使萧红由日本回国。对面萧军的坦陈，萧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解宽容。然而她内心的痛苦，又有谁知道呢？
“此刻若问我什么最可怕？我说：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她看似原谅，实则心伤难愈，萧军的不忠，让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后来，二萧去了武汉，萧红结实了端木蕻良，端木也是东北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他身材瘦高，穿着洋气，性格温和，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豪放形成了鲜明对比。端木不仅尊重萧红，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成就超过了萧军，萧红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没过多久，萧红正式对萧军提出了分手。
命运真是如此荒诞，当年她刚和萧军在一起时，怀着别人的孩子，而今当她想与端木开始新生活时，她又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分手后，萧红准备做流产，但是考虑到高昂的手术费用，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这样，她只得以一个孕妇的身份嫁给了端木。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在汉口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她在现场动情地说：“我深深感到，像我跟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做出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1938年8月，武汉遭到日军大规模轰炸，当时船票很难买，萧红托人去买两张船票，结果只买回了一张。无奈之下，萧红让端木先走，端木没有拒绝，乘船逃离，将身怀六甲的萧红独自留在战火纷飞的武汉。
端木去重庆后，萧红独自辗转于汉口、重庆、江津之间。1938年底，她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第二年1月，萧红回到重庆，并于1940年1月底，随端木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在妻子病重的最后岁月里，端木将她托付给了好友骆宾基。
临终前，萧红亲手写下自己的心情：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落下最后一个句点，她掷笔微笑。
1942年1月22日，萧红死在了香港。死前，她惦念起了曾经送人的女孩，还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萧军。
她这一生该是最爱萧军的吧，可萧军在她死后很多年里却一直说：
“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以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
对面这样的论断，不知泉下的萧红听到会生出怎样的凄寒。她这一生分明就一个充斥着悖论的矛盾体。她追求独立，却无法独立，为了获得一点起码的依赖，她不断游走于一个又一个男人身边；她极其多情，又极易动情，只要能求到一丝安慰与陪伴，她便会轻易地以终身相托。她的草率托付，她在婚姻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轻率鲁莽何尝不是另一种“堕落”。
萧红笔下最经典的形象都是穷人，她的文学就是穷人的文学，和同时期的女作家张爱玲刚好相反，张爱玲擅长写富人，从腐朽着的富贵生活中尽数人世沧桑。现实生活中萧红的性格也恰恰与张爱玲相反，张爱玲的人生总是孤单而独立，到晚年甚至有了自闭的倾向，萧红却永远像一个任性、倔强、执拗的孩子一样，寻找着可以依靠的肩膀。
萧红的一生都在经历着漂泊与跋涉，从她1933年逃婚出来故乡算起，她的身影遍布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而且每一个地方，她都停留不超过两年，历经数次搬家。然而她在自己创作的短短8年里，竟然留下了1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史诗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小说《马伯乐》。
或许因为是天才，所以有我们凡人看不穿的因果周章，也有太多避免不了苦难。也正因为她的成就，哪怕其性格中有数之不尽的弊病，却依然值得我们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