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之所以会坚持那些看起来漏洞百出的信念，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在他们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希望变得至关重要。
曾有一位“孟加拉医生”（孟加拉医生是对只会挣钱，医术还不怎么高明的医生的贬义称呼）描述了他在穷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穷人根本就治不起大病，因为那会花很多钱，比如住院，所以他们得了小病就会来找我，我会给他们开点药，让他们感觉好一点。换句话说，即使他们知道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还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点什么，这很重要。
实际上，较之发烧或痢疾这样的疾病，穷人为了一些有可能致命的症状而去看医生的概率要小得多。穷人为短期病痛而花的钱与富人差不多，但富人在慢性病上会花更多的钱。
或许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肯尼亚，人们对治疗艾滋病的传统医生及传道士的需求一直很大。毕竟，采用对抗疗法的医生其实也做不了什么（至少在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变得更廉价之前），那么何不试试传统医生的草药和咒语呢？请他们来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至少病人能感觉到他们做了什么。由于一些症状和随机感染都是循环往复的，人们便相信了（至少在短期内）这种传统方式的效果。
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不仅存在于贫穷国家，对于那些穷国中的少数富人及第一世界的公民来说，当碰到无从医治的疾病时，他们也会采用这种方式。在美国，抑郁和背痛是人们缺乏理解、身心俱疲的两大症状。因此，美国人常常去看精神病医师、精神治疗者或瑜伽训练班及按摩师。由于这两大病症都是反复无常的，因此患者会经历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每次他们都愿意相信（至少是暂时的）某种新药一定会起作用。
与真正坚定的信念相比，基于方便与舒适的信念或许更加灵活。当人们了解到在乌代布尔，大多数去博帕的人都会去找孟加拉医生，还会去公立医院，他们似乎不会停下来想一想这两种代表着截然不同且相互矛盾的信念体系的区别。他们的确会谈到博帕病和医生病，但当一种疾病很难治愈时，他们似乎不再认为这二者是有区别的，而是会二者兼用。
就疫苗接种而言，疫苗接种在传统的信念体系中没有地位——在乌代布尔的农村及其他一些地区，传统的信念认为，儿童之所以会死去是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看到了邪恶的眼睛。因此，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父母是不会把他们带到外面的。鉴于这一点，如果不首先改变村民们的信念，要想劝服他们让孩子接种疫苗，那是极为困难的。
借此人们还做了一项实验:向每次接种的人提供2磅达尔（即干豆，一种主食），如果能够完成全部接种，这个人还会得到一套不锈钢餐盘。然而一方面，人们觉得贿赂人们去做该做的事似乎是不对的，他们应该学会了解什么是对健康有益的。另一方面，人们觉得所建议的奖励似乎算不上什么，如果人们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接种，那么即使这样做会带来巨大好处，他们也不会改变原来的想法。
最终，无论是主流政治“左”派还是“右”派，对于接种奖励的不信任都可归结为一个信仰（信仰即信念与原理的结合）问题，不要贿赂别人去做你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对于“右”派来说，这样做是一种浪费。而对于传统的“左”派来说，这样做无论是对于奖品，还是得到奖品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贬低。相反，我们应专注于劝服穷人，让他们了解接种疫苗的好处。
相关学者认为，在思考接种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
原因有二:第一，实验表明，至少在乌代布尔，穷人似乎是相信一切的，但他们的很多信念并不坚定。他们不会因害怕邪恶的眼睛而拒绝接受达尔，这就意味着，他们其实知道自己无法对疫苗的费用与好处进行评估。当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时——举一个令人遗憾但很重要的例，比如说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人——他们并不容易贿赂。因此，尽管穷人的某些信念很坚定，但如果认为这是一成不变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右”派和“左”派似乎都认为，行动都带有目的性:如果人们相信接种的价值，他们就会让自己的孩子接种。这并非永远都是正确的，但其中的含义十分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