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又有了新进展，在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器、青铜器、玉器等文物，尤其是从新闻中看到祭祀坑里密密麻麻、又大又粗的象牙，层层叠叠，令人叹为观止。
通过央视的镜头，除了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种文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发掘现场环境和高科技元素，和以往看到的“田野考古”现场大为不同。
整个发掘现场被一个临时搭建的大厂房罩着，不再是以前考古的人拉肩扛，代之的是由天车吊发掘小车于作业面的正上方，考古人员在工作台上进行发掘和起出文物。
发掘现场采用大量的高科技的手段，比如三维成像扫描技术、3D打印技术、超景深显微镜等“黑科技”，助力考古发掘与研究，最大限度保持文物原貌。
可以看到，中国“田野考古”能力和水平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地创新，考古发掘能力和水平真的是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最近，在看岳南先生《南渡北归》，讲得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以及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一批文化研究机构被迫南迁，一批大师级人物随着国民党军队败退，从北京一路向南，先后辗转到长沙蒙自、昆明和宜宾南溪李庄。
这里面就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正是傅斯年、梁思永、董作宾等一代学识渊博的大师，奠定了中国近代“现代田野考古”坚实基础。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由当时五四运动领军人物傅斯年担任所长，并成立了考古组，其中田野考古发掘就是主攻方向。
在此之前，中国考古均以金石学为主，主要靠古物去研究历史，缺少科学考古手段和第一手史料。在史语所考古组成立后，遂开启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先河。
这个时期的考古组代表人物就是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其中李济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在北大国学研究院任教，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
董作宾曾在北大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是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而梁思永是梁启超次子，梁思成弟弟，也毕业于哈佛大学，主攻东亚考古。
由于1899年安阳殷墟发现了甲骨文，当地就存在严重盗挖情况，很多文物流失海外。
1928年史语所考古组成立之后，所长傅斯年既组织筹措资金，由李济和董作宾领导开展了殷墟大规模全面抢救性发掘。
自1928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10年间，史语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进行了了大小15次田野发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甲骨片等文物。
这些考古学者不仅发掘和保存了中华民族文化珍品，更重要是建立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理论体系，作为中国新考古的先驱。
抗战爆发后，1940年史语所辗转迁移到四川宜宾南溪李庄，引来了新一代的考古学者：吴金鼎、夏鼐和曾昭燏。
他们三人上个世纪30年代都曾经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先后拜在叶兹教授门下求学，这个曾昭燏是晚清将领曾国藩家族孙女。
由于当时英国殖民遍及全球，为配合当地文物掠夺，所以英国较早就开展现代考古研究，尤其是在埃及的考古，代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1941年，吴金鼎、夏鼐和曾昭燏又先后学成归国来到李庄，加入了史语所考古组，成为当时考古界的生力军。
三人都参加西南边疆的川康考察团，其中吴金鼎任团长，组织了抗战期间最著名的彭山汉代崖墓大规模调查发掘。
至1942年12月，共探明崖墓墓址900余座，发掘各类文物20吨以上，成为抗战时期最大规模的田野考古。
历史弄人，这帮偏安西南一隅，在考古界呼风唤雨的人物，错过了再一次彪炳千秋的机会。
1933年，美国传教士葛维汉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带领一批学生在四川广汉发掘了三星堆玉器坑，可见三星堆那时已经为世人所知。
史语所聚集如此之多考古大师，傅斯年为什么没有像当年组织李济、董作宾和梁思永他们一样抢救发掘殷墟，去发掘三星堆，成为尘封的历史，不为人所知。
可能与当时三星堆没有出土像戴金面具这样令人称奇的文物，所以未引起当时史语所考古组的注意。
这也为新中国80年代大规模发掘三星堆留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