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时期，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都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人们提及他，第一时间总会联想到一个临风抒怀、月下畅饮、倚杖听涛的豪放诗才的形象，却往往因他的旷世才华和丰富阅历忽略了他还是个好官、清官。读了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我才认识这个颇有才干的官员——在杭州他留下了苏堤，在徐州他带领军民抗洪救灾，在黄州他兴办孤儿院……并且近四十年颠沛流离、奔波不歇的做官生涯，无处不印证其清廉高洁的品格。
公元1074年，苏轼在杭州的任期届满后，请调到密州（今山东诸城县）任太守。密州是个很穷的地区，地瘠民贫，且连年歉收，苏轼在此地的生活自然和杭州时有着天壤之别。他在《后杞菊赋》序中写道，“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杞菊就是枸杞和菊花，两者嫩芽、叶都可食用。）我们不免疑惑，堂堂一个太守，好歹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怎么竟落得三餐不继，到荒郊野地采食野菜果腹的地步呢？苏轼本身是位美食家，吃野菜自然不排除有尝鲜的成份，但从这篇自嘲的文字中也不难看出他实际生活的穷困艰难。
有意思的是，出身士族，自小生活优渥，二十五岁就做官的苏轼，本身应是个对钱财无概念的公子，文字里却常常提及“发工资”这件事。除了这篇《后杞菊赋》中写到“衣食之奉，殆不如昔”，他在给副宰相章惇叙述自己生活的书信中提到“俸入所得，随手辄尽”，给秦少游写信提到“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甚至他被贬到海南后还写信给好友广州太守，请求他帮忙讨要被朝廷拖欠三年的工资。苏轼为何如此看重工资？这只能说明，他一家人生活靠的就是朝廷发放的俸禄，除此无其他来源，更能说明，他做官很廉洁，“贪腐”二字与他的名字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去。所以在《赤壁赋》中，我们不难读懂他的心志，“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有人会想，清高的文人爱惜羽毛，不贪不腐也正常。但是混到“吃野菜果腹”的太守真心不多见。苏轼自青年时就名气在外，众人争相收藏他的书信、字帖，如果他随便出手一幅字画，收入也不得了，然而他却从未利用过自己的影响力为自己谋取钱财。倒有一次是为了钱：他审理一起经济纠纷时，被告堂下诉苦，因连日阴雨，家里囤积的扇子卖不掉，所以无钱还债。于是苏轼就在被告家的二十把团扇上题诗作画，很快卖光，还清了原告债务。在“乌台诗案”后被贬到穷苦的黄州，生活极其困顿之时，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开源节流”之法。“节流”，就是每月初把四千五百钱工资分为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挑下来一份作日常开销，如果当天没用光就存在大竹筒里以备招待宾客。“开源”当然就是在黄州城东开垦了一块坡地，种粮种菜种果树，当起农夫来自给自足，于是就有了“东坡居士”这一别号。
可以说，苏东坡的清廉并不逊于史上留名的清官，历史对他的评价也近乎完美。我认为，这一方面缘于他出生在眉州苏家这样的诗礼大家，苏子从小就被母亲教授《范滂传》，立志要做像范滂那样清节大义的人，这样的家庭氛围能造就出文学天才，也必然能培养出廉洁正直的官员；另一方面，也在于其后天形成的节制、简单的生活理念——“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他的这套养生之道，恰恰也反映出一个人骨子里的通透达观，精神上得到富足，守穷也守得“穷开心”，所以无论身处庙堂，还是隐居农田，苏东坡都能快快乐乐享受生活。对于今人来讲，我们在文学、艺术上瞻仰伟大的苏东坡之外，须得记住还有个“吃野菜”的苏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