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文化中，死亡一直是很避讳的话题。小时候，赖在床上说：“我起不来了。”大人们都会“呸呸呸”，让我们别胡说。
可是，正如欧文.亚隆在《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中说的一样，“死亡就像刺眼的阳光，直视骄阳不免带来痛楚，但躲避并不能让它自动消失；相反，即使不看它，它也笼罩着你的时时刻刻，甚至或明或暗地驱使着你的行为、选择。”
无法逃避，何不勇敢面对，谈论死亡，不是为了“去死”，而是为了更好的“把握生”。
刘墉的书中写过这样的故事：一位老人得了绝症，可是医生还有他的家属都没有告诉他，只是跟他说，没关系，会好起来的。而这位老人相信了他们的话，也认为自己会好起来。期待着有一天可以出院，可是终究也没有好起来，最终也没有给家人留下只言片语。
曾经一起学习的朋友讲述她母亲得绝症之后，她一直没有告诉母亲实情，采用了各种治疗方式，花了很多钱，最终将房子也卖掉了。在母亲最后要离去的时候，她很痛苦，却又说不出话来，她依然没有告诉母亲实情，而是给予母亲希望。自己竭尽了全力医治母亲，却未曾好好与母亲话别，去了解她的感受与想法，倾听她的愿望。
古典老师曾谈起他的外婆：
外婆八十多岁的时候常对他说：“典典，假如我死了…”。
可每次刚开头他就立即打断外婆的话，说道：“呸呸呸…，你不要乱想，你能活到一百岁”。
外婆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突然去世，外婆去世后，他很想听听外婆当年没有讲完的话，可现在谁也不知道那天的话是什么。
这也成了他最后悔的一件事。
当有人患了绝症后，是应该实情告知，还是善意欺骗？这是一个问题。可是即使你口头上未曾说什么，你的身体语言是否已经告诉对方了呢？病人已经怀疑，却又害怕开口问，那份迷惑怀疑的恐惧与知道实情的恐惧哪个更严重呢？不告诉实情，就只能欺骗自己，欺骗对方，到最后，可能连告别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上个月，父亲心脏不适入院，我到医院照顾他。看到另一病床上一位90高龄的老人由两位护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呼吸都很困难，心里颇为难受，也让我下定决心与父亲谈论“死亡”这个话题。
事实上，这个话题父亲主动提起过很多次，可是自己总是以各种理由回避了，不愿谈论。
回家后，我主动和父亲谈论了这个话题，我问他，如果有一天他病得很严重，无法救治的时候，就像那位90岁的老人一样时，他是希望保有生活质量的活着，还是希望尽可能延长活着的时间？
父亲希望不要过度救治，希望自己的生活尽量能够自理，不给人制造太多负担。他也希望死后可以简简单单，不需要葬礼。
后来，我也针对这个问题与先生进行了交流，我告诉他，如果有一天我生了重病或者出了意外，已经不能自理，只能靠医疗设备活着的时候，希望不要过度救治，要让我在生命的最后可以多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疾病或者衰老甚至死亡早晚会来袭，就像落日一样不可避免。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光，应该怎样度过？是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各种治疗，失去自理，失去意识靠着各种管子活着？还是选择姑息治疗，即在接受着基本帮助的同时充分的享受当下的生活？
《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一书给了我们答案。
在身患绝症之后，患者除了希望延长生命之外，还有更多的优先考虑事项，他们更加关切避免痛苦、加强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意识清醒、不成为他人的负担。
那么，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在生命的最后，我们可以怎样帮助他们呢？
在这时，主要任务是帮助他们应对各种汹涌而来的焦虑——对死亡的焦虑，对痛苦的焦虑，对所爱的人们的焦虑，对资金的焦虑。去了解清楚在他们现有状态下，什么对他们最重要，并就此提供信息和方法，使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个过程既要求表达，也要求倾听。
可以去问：“如果时间不多了，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于前景有什么担忧？”，“如果自己不能做决定，希望谁来做决定？”。
死亡，是可以早早的谈论的话题，不要等到一切都来不及的时候，发现未曾好好道过别，未曾了解对方的心愿。
人是为活而生，不是为死而生！
即使死神敲门，叫我们明天走，今天也要好好活下去！
——刘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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