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岁的父亲，一生历尽坎坷。他10岁父母双亡，只得从武汉回到随县，过继给姨父母收养；20岁时，养父母又相继病故；他孤苦奋斗刚有了自己的家，30岁又从随县城关被下放农村......

下放三里岗尚店农村时，我5岁，己开始记事了。前段时间，我在我的专辑《记忆中的物事（5）乡居》里，写了1970年7月14日全家下放这一天的记忆。后来，得知父亲也在写回忆录，他也记录了下乡这一天。

作为父亲记录这一天的铺陈，我在《记忆中的物事（5）乡居》里，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回忆的：

“关于乡居的记忆，是从下放开始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全家下放。从随县城关镇下放到随县三里岗区尚店公社火石冲。当时的术语叫“上山下乡”。

准确时间是1970年7月14日。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故而我记得尤为清楚。那时，我五岁，已经记事了。这里再啰嗦一句，以免外地的读者不明白，当时的随县，如今已经是地级随州市了，隶属湖北省。

一辆“解放”牌货车拉着全家人和全部家当。全家人是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应该算上母亲肚子里怀着的大弟（三个月后，大弟出生）；全部家当散乱地堆放在车厢里，一张大床、一个中柜、一个矮桌和几把椅子，母亲的“无敌”牌缝纫机是最值钱的大物件，再有就是零乱的家什衣物和锅碗瓢盆之类，父亲的几捆书扔在车厢一角，小提琴和二胡躺在最上面，在乱七八糟的杂物里显得极不协调。车厢里还有一盆花，准确地说，是栀子树，小灌木那种。（但这株栀子树却枯萎了，父亲后来又回到城关折了几枝，压在乡居旁的小水塘边淤泥里，发芽后栽在小院，年年花开繁盛。这是后话。）

母亲抱着妹妹坐在驾驶室里；差几个月就30岁的父亲坐在货车的车厢一隅，一路沉默；我站在车厢前沿，迎风歌唱。长到5岁，这是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我第一次看见了山，绵延不绝的山，山上长满了树，我看见了我从没见过的田野，但不认识田野里长的是什么，我还看见了极多的我平生第一次见过的物事.....我兴奋、我高兴，所以我唱，迎着呼呼的风声，我唱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一直唱到声嘶力竭。

“解放”货车的终点是一个叫火石冲的地方。当年的全称叫随县三里岗区尚店公社红岩大队一生产队二组.....”

略有差异的是，下乡给我们搬家的那辆老货车，我的记忆是老“解放”，父亲写的是“福特”，其实，是什么车帮我们搬家的，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1970年7月14日这一天，在父亲和我的心中，永生难忘。】

今天早上撕日历，7月14日映入眼帘，猛地回忆起40多年前的这一天。

那是1970年7月14日，是令人难忘的日期，这天早上，由王道本带领着随县汽车队的汪师傅，三里岗人，所开的福特汽车，早早地停在月光池边的路口上，等着我们搬家，到三里岗农村去落户。

当时我们家四个人，妻子杨志英、长子付强、女儿小琳和我，付强当时六岁，小琳仅三岁，家里什么家具也没有，穷的叮当响，一张旧式床、一个小小的柜子、一张小桌子，加锅碗瓢盆，堂屋原有的两块木板门连起来的一块长板，还是请付强的舅舅杨志仁帮忙用钉子钉的，两边用十几块大土砖码起来算是神柜吧，令人塞心，几件不成的东西甩在车厢里空空荡荡的，开车的汪师傅开玩笑说，“就这点东西算搬家了呀？”车开到尚店红岩一队下车时，当地农民看着我们卸车，有人啧啧地说，“把土砖都搬到山里来了，真造孽呀”。

下乡之前的动员阶段，工作组住在城关镇二街街公所，我们的门上贴着大字报“伪县长的儿子傅斯佳滚下乡去”......这次下乡，城关镇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都被赶下乡，之前的动员会上，工作队的人说，“下乡好，农村有粮食吃，屋边有自留地种菜，鸡鸭成群，鸡蛋在鸡窝里捡，烧柴在山上砍，圈里喂猪有肉吃，什么也不用愁”，还说，“你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其实，这是哪里的逻辑呀，我们夫妻俩人都有正式职业，我在城关搬运站上班，妻子杨志英在城关缝纫社上班，谁也没有游手好闲吃闲饭。我的房子是68年我们夫妻一砖一瓦自己砌的新房子，在鹳坑（现月光池）医药公司隔壁，住了还不到3年。

可还是没有办法，我在城郊五四大队帮助办阶级教室展览，其实是躲了几个月，还是被辛忠学、肖满堂几个找到拉回来，那时他们是造反派，在街道上一手遮天，哪有别人的好果子吃。尽管妻子杨志英已身怀六甲，全家仍被勒令下放。

七零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随县城关镇下乡的分配的大致分为三个乡镇：一街下放的到何店区、二街下放的三里岗区、三街下放的到均川区。下放的经费由全县统一下拔，包括两部分，一是建房费，按人头计算，每人100元，我家是四口人，共400元，农具费每人30元，4人共计120元，这些费用一并划拨入下乡户当地农村的小队，不由我们经手。

1970年7月14日那天，搬家的货车走均川到三里岗，从三里岗经虎头岩翻佛爷岭下坡就是尚店公社的红岩大隊，大队书记刘传永。红岩有三个大队，已经下放了蔡静波、李玉清等好几家下放户，各小队的队长看到我们夫妻二人都还不到三十岁，争着要。最后，我们选择到红岩一队，一是离尚店街上近点，二是离岳父母下放的家近一点，岳父母家也是城关镇的，因岳父被划右派，其全家己经于前两个月下放到了红军大队。

尚店公社的所在地就是红军大队，岳父母家下放在红军五队，和我在红岩一队的家隔一条碾子河。他们一家下放时有六口人：岳父母、结婚才一年的大内弟两口、小姨子和小内弟。

下乡后不久，当年，也就是七零年的九月，大内弟杨志仁家生了长女，岳父杨其华先生给取名“杨随”；一个月后的十月二十六，我妻杨志英生了我家老三，岳父给取名“付凯”。岳父说，这两个孩子，一名随、一名凯，就是说总有一天，你们终是会回到随县的，一定会“凯旋随县”。

岳父的美好期望同样也是我们的期望，这期望支撑着我们的信念。两年后的1973年，他们一家托其族兄杨志武的关系，从尚店公社红军五队搬迁到了城郊公社胜利大队（即后来的八一大队，现在的文峰塔社区），也是当年，小姨子杨志莲投奔远在新疆喀什的大姐扬志芬去了，现早已在乌鲁木齐落了户；九年后的1979年6月，落实政策，我们两家都返城了，“凯旋随县”终于成真。

悲痛的是，岳父杨其华先生的生命终点却永远定格在了尚店公社红军五队的一个牛棚里。记得很清楚，那是1972年冬月二十二，我妻子杨志英的生日，岳父到我家，吃了妻子打的几个荷包蛋，晚上回到“家中”，自缢身亡。

岳父杨其华生前在钟祥中学教书，文革中被划为右派，勒令停职下放。全家下放后，屡遭生产队批斗，还不许和家人同住，单独住牛棚里，这是真正的牛棚，旁边喂着耕牛。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他万念俱灰，终是没能等到为他平反昭雪的那一天。去世那年，他57岁。

岳父去世若干年后的1993年，我们从尚店的大山里，迁回了他的遗骸。

（文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