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的太多，漫无目的的在脑海里搜寻，却像老虎吃天一样无从下手。
惠竹写她的姊妹情深，我也想写；棉枝写她的家乡，我也想写；余叔写诗，我也想写；空空一如既往地写他的空气，那也是我的强项......
讲真（广东话，意思是说句真心话），我这个人除了感情专一之外，其他的还真没什么是专一的。呵呵，估计老爹会跳出来骂我，你这个坑爹货，难道你想换爹不成？
随他说去，反正我连自己也认为不能专致于某一件事上。就比如文章，我总不能像惠竹、棉枝那样将一件事写深、写透彻、写成一个系列，总是东一榔头西一鼓，不安分。
不安分可能是我的天性，表面文质彬彬，内底里却是个倔强性子。但回想自己小时候，一直到上大学出来工作，从来都没有觉察出埋藏在内心的这一面。直到十年前从检察院辞职那一刻，那股隐藏的力量才忽然爆发，甚至在爆发的那一刻我也没意识到。
后来从朋友那里听到别人对我酸溜溜的评价：“他是想证明自己。”
我突然打了个激灵，那句话好像刺痛了我某个未曾发现却忽然清晰的角落，“我是为了证明自己吗？”我反复追问着自己。“证明自己什么呢？”“为什么要证明自己？”反复追问之下，我始终找不到答案，于是这想法就逐渐模糊了。
我离开曾经热爱和为之自豪的检察官队伍，主要是十年的检察生涯，已经让自己看到了退休后的光景。一眼望穿自己的感觉，既让自己感到索然无味，也令自己倍感恐惧。我不想就这样碌碌无为地混下去，混到退休，这辈子就算完了。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无法适应官场。
为了摆脱现实的桎梏，我放弃了刚刚到手的副科长职位和即将到手的科长头衔，抛弃了全省“十佳公诉人”的光环，顾不上母亲的哭泣和家人的反对，在2004年7月7日那一天毅然递交了辞职申请。
选在7月7日那一天辞职绝非刻意所为，而是在彻夜未眠后的凌晨写好辞职信准备落款时，才发现这一天的日期正好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7月7日。更为神奇的是，接下来我为之全力备战的司法考试的日期定在了9月18日。这两个扎眼的日期好像冥冥中注定了我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上与命运抗争的道路。
我想，这可能是老天给我最好的暗示。
辞职报告交上去那一刻，本以为会有迎接新生命的激动和兴奋，但随即意识到两个月后的司法考试正如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矗立在面前，心里顿时阴暗了。
家人和朋友曾劝过我，等考过司法考试再辞职也不迟，万一考不过还有退路。但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那困身的工作绝不会让自己有多余的时间来看书，与其断断续续地一天看一两页，临考了赌博似的应付，还不如孤注一掷，全力以赴。因为这司法考试素有全国第一大考、第一难考之称，之所以冠绝各类大考，自有其恐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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