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在异乡有过几次很温情的回忆。在厦门，突遇瓢泼大雨，狼狈地走在大雨里，一个开车的大叔好心把我载到公交车站点；在大连，一位出租车大哥把我从机场送到酒店，执意叫我等一下，然后从后备箱捧出一大捧大黄杏儿塞我手里，说甜的很，大妹子你尝尝；在列车上没有座位票，居然蹭了一个车长助理的坐席一路上谈笑风生坐回家。奇怪，那时候我也不知道防人的，那时花开一样的心灵跟笑容一样清澈啊。
在北京的记忆并不总是那么美妙。刚到北京不久怀孕那年，因单位很近只有一站多地步行去单位。一个开车的男人缓缓跟着我20多米，不管我的连连拒绝执意要捎上我，我联想到雨中厦门的大叔不疑有诈，很感激地上车。结果他是拉活儿的，要收20块钱。我睁大眼睛说：啊，要20块钱？结果差点被他骂骂咧咧踹下车来。不要钱坐顺风车？是我脑子坏特了吗？可是我很委屈啊，不是你非要让我坐的吗？初到帝都的我，天真得没被人拐卖掉简直是老天有眼。温情当然也有的，比如常去的卖菜摊点的小哥居然是老乡，会在我回老家的头天送我一捆黄瓜“路上吃”；偶尔让座认识的大爷塞给我名片，说孩子若想上某名校“可以找他”。
温情最多的当然还是故乡。就说最近频繁回了几趟老家，突然意识到，全世界讲我们一样方言的也才百八十万人，有种窃窃私语不足与外人道的亲切感。大清早从火车站到酒店的路上，师傅跟我聊high了忘路，把我送错酒店。反应过来后连连道歉，待把我送到正确地点后，主动少收了一半车费。打车去外婆墓地，墓地周围在拆建凌乱而荒凉，几近迷路。出租车师傅说：算了，你们女的胆小，我下车陪你一起进去找吧。中午在孙家面馆吃一碗久违的长鱼面，因人多而拼桌。对面不认识的中年夫妻点一大盘春卷上来，热情地招呼我和朋友：来来来，你们也尝尝。中介带着我看房的时候，若约不到房东，就楼上或楼下同样户型的去敲敲门：你好，我们想买房子，能不能进来看看房型？居然没有遇见一家拒绝的，都是热情地说：好呀好呀，进来吧，随便看。不仅看房型，还顺便学习讨论下装修风格，把我离乡颠沛30年、沧桑戒备的一颗老心脏惊到无语。
然而温情这种资源在中国大地上，就像干净的空气和水，就像北京的蓝天，毫无疑问也在变得稀缺。在台湾，特别喜欢随处可觅的711的居家气氛，店员和顾客熟悉地攀谈打招呼，说笑中买个便当煮个咖啡，邻里温情处处洋溢。可是温情只是他们的，轮到我们时，就一脸严肃公事公办了。台湾全陪导游在一路上笑容满面，耐心周到；散团以后在711遇到，突然就好像不认识我们一样冷淡，工作以外的“温情”恕难致奉了。能怪谁呢？大陆和台湾在悄悄对立，民众互相之间防备，更何况众多大陆游客同胞在世界各地的卓越“表现”。我也有个隐形标签“大陆游客”啊，不仅大陆，而且游客，特要命。
这仅有的温情在“折叠的北京”，愈发被细细撕裂，连根拔起，越来越活在追忆里了。家附近的菜市场作为“低端”市场，卖烧饼的摊主、卖菜小贩们作为“低端”人口，又一次被驱赶，被清理，不知所终。我作为可疑的“高端”人口，被迫狼狈地去到更远处找寻不可或缺的低端食材。
总是怀念老家的温情、乡音和味道，正想着回老家买一套房子留着归乡养老，它突然就宣布限购了，对故乡而言，我是“外地户口”啊。不甘心，想我还有第二故乡，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厦门的房子太贵且限购，我去漳州好了。抱歉漳州因为离厦门近，房价已经涨到承受不起，限不限购也买不起了。那就去泉州吧，那里有刺桐古城、海上丝路、歌仔戏、提线木偶、钟爱的沙茶面……应该是个还没有被大众发现的妙处啊。兴冲冲上网一查，泉州4月份就限购了。
我的这一波温情回忆和憧憬戛然而止。soTMwhat,我可以一边流浪一边等啊，一边等一边建设我自己啊，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