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个特别爱好读书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手不释卷。他床上的一半空间堆着书，卧室里的大书架上更是琳琅满目。每次到外地开会或者考察，唯一不可缺的一件行李就是大书箱。常年的积累和思考，使得毛泽东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十分深厚，连一些专门的学者都不得不感叹他学识的渊博。
有一次，毛泽东和早年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一起聊天，两人谈起了唐朝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周谷城用湖南腔吟起了李商隐的一首诗。毛泽东在一旁微笑着倾听，没有说话。周谷城吟了六句，最后两句一时想不起来，卡住了，他反复吟着，还是想不起来。这时，毛泽东用乡音把最后两句吟了出来。周谷城顿时记起，又跟着吟了一遍。像这样动人的情景，经常发生在毛泽东和一些著名的文化人之间。无论是古典文学、古代哲学还是一些现代科学，毛泽东谈起来都十分熟悉，态度又很谦逊，总是和学者们平等地交流和探讨，还常常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研究。
一次，在和文化人的会晤中，毛泽东遇到了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便提出要看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问他：“你为什么不早送我一部？”刘大杰真诚地说：“里面毛病太多，不敢送主席。” “不要紧，慢慢来嘛。只要比过去好一点就是好的，”毛泽东温和地说，并特意嘱咐道，“以后你再有书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后来在毛泽东的书架上，一直摆放着一套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只是一名普通的学者，称不上是毛泽东的朋友，但毛泽东对他的关心一直延续到晚年。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生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并非是给至交故友或亲人的，而是当时在上海的刘大杰。1975年8月3日，刘大杰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对一些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76年2月2日，毛泽东亲笔写下“送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对刘大杰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用语十分谦恭、温和，仿佛是一个历史学家与同事的交流。对于回信的迟缓，毛泽东还特地真诚地说“深以为歉”。
在各种学问中，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当然，毛泽东不是历史学家，他读历史并不是要做纯粹的学问，更多的是为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启迪智慧、指导现实。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正在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经济方面的工作，忽然插话说：“现在被书迷住了，我这一辈子想把《二十四史》读完……”要读完汗牛充栋的《二十四史》，就是历史学家都感到困难，而毛泽东却读了其中的大部分。除了《二十四史》以外，毛泽东所读过的历史书籍的数量令人吃惊，而且他在读的过程中还经常在书眉和边空上写下批注，或者对内容加以圈点。历史书籍几乎成了晚年毛泽东最好的朋友。
从50年代末期开始，毛泽东常常谈起他对一些历史现象的独到看法： 古代有成就的文化人、文学家，多不是科班出身…… 历史上知识分子型的皇帝，多没有出息，倒是一些老粗能办大事，如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毛泽东的这些评论显然不只是针对历史的，其中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