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苏格拉底说过“人生本无意义。”此言真是道尽了人生的真谛。人活一世，都无非要经历一个有生到死的循环，这种循环使人生显得极其的苍白单调，没有任何意义而言，仿佛处在一种游离的状态。而人生后来之所以有了意义，则完全取决于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后天活动而赋予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生的无意义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更接近于一种原始状态。而人生的有意义则是从人的主观意识而言的，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我认知的产物。那么，要使人生变得有意义，即实现人生的固有价值，就必须进行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位。而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位又是一个自我回归的过程。知识人生，便是通过知识来构建人生价值的一种形式。它的境界与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人生境界很有几分相似之处。
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人生境界是从哲学的角度而言的，它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而知识人生按时间角度来分，可以分为古代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所谓自然境界，就是人生的最低境界，它是以自己的本能或社会的风俗习惯为其活动的原则。可以说，处在这种境界的人生状态是几乎没有意义的，这就好比一个人正处在婴幼儿时期，他的处世状态只是一种潜意识里的本能，只是一种游离的状态，他可能并非是出于在权衡利弊之后而作出的理性判断。
功利境界，即以功利为一切为人处世的根本出发点，它并不考虑道德底线的制约和外在法律的限制。处在功利境界的人应该比处在自然境界的人的境界更高一些，但同时它的理性程度又远不及在道德境界里的人。它的觉解程度较低，其做事的原则都以自我的好恶和利益为标准，那么，它的出发点未免是自私利己的。
道德境界，即人做任何事都以遵循约定俗成的道德底线为自己处世的标准。处在这种境界里的人做事只为义而非利，这看似比功利境界要更纯正一些，而它实际上却是一种纯理想化的产物，是一种空中楼阁。而且，它的“为善”还需要来自外界的限制，这种“义”也可能并不是出于内心的，其中包含了更多的客观成分。中国古代传统的知识分子应该就是处在这种道德境界里的人，他们以传统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自身处世的准则，而且是唯一准则，并至死不渝。他们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并将一切逾越道德底线的人视为“异端”“叛逆”，他们是不容于世之滋垢的人，是理应受到世人所唾弃的人。而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则以坚守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为荣，以背离这样的道德信条为耻。
儒家的思想以“仁”为核心，这种“仁”是一种能覆盖无穷的丰富内涵，它首先要让人有恻隐之心，这也是仁的起始阶段，它需要一批传统的卫道者将这种仁发扬光大，以至于无穷。而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会坚定不移的捍卫儒家传统道德呢？我想这还得从我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和思想体制谈起。
我国古代的经济体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它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周末期，奴隶制度正走向衰落，随着周王室井田制的瓦解和礼崩乐坏的形成，使原来的社会阶层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样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一部分奴隶主贵族变成了下层人民，而由于大量私田的出现，又使得另一部分奴隶主成为了实质上的地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里，许多奴隶是极有机会跻身于新兴地主的行列的，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机会摆脱以前不公的命运，但这种机会的不确定因素是很多的。于是，随着奴隶社会的瓦解，我国开始确立以自耕农阶级为主体的封建经济体制。
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近来西方学术界对此观点已经逐渐淡化，且现在为后现代主义学者占主导话语权），于是我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便迟早会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催生的。但是，要想让这种新生的政治体制坚不可摧，就必须要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思想制度作支撑。但无论最高统治者看中了哪种思想来为己所用，它们的共同点都必须是高度统一的。于是，适应最高统治者的儒家思想便应运而生了。不过，在这之前，出现了一个前奏，就是封建制度下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却选中了法家思想作为它的统治思想。
我想究其原因还是与当时的时势有关。早在秦朝建立以前，秦孝公为了富国强兵便启用了左庶长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在当时，学术争锋之势丝毫不亚于战争的烟火，各家学派都积极宣扬他们的学说，其目的便在于他们能受到各国国君的重用，以实现知识分子在乱世的价值。同样，各国国君为了各自的利益（是自己的国家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必然会礼贤下士，积极招纳他们认为对国家建设有利的人才和思想。于是，在这种双向的选择下，商鞅选择了有潜力完成大一统的秦国，而秦孝公也选择了法家思想作为秦国的统治思想。
我们从商鞅的两次变法可以看出，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典型代表。他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从短期来看的确触犯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但从长期来看，这两次变法不仅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
在确立法家思想为秦朝正统思想的过程中，韩非子的主张无疑是不能忽视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主张依法治国，而这种依法治国是区别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依法治国的，这种依法治国有一定君主独裁的性质，它主张除君主外，无论贵贱，一律受法律约束。韩非子还主张秦朝建立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一主张自然会受到秦始皇的重视而将其立为国统思想。但是，秦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而法家思想也随着秦朝的覆灭而结束了它短暂的生命。
随之而来便是长寿的大汉王朝，它的开国之君在吸取了秦王朝暴政而亡的教训后，决定采用黄老哲学来休养生息。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策，因为黄老哲学的核心在于“无为”，而“无为”对于个人的修身养性还可以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足发展就会显得多少有点力不从心了。于是，在历经了三朝人的励精图治后，汉王朝的鼎盛时期终于在武帝一朝到来，而适应统治着需要的思想也会在此时不期而至。董仲舒，一个将会改变封建社会几千年思想的人，他提出了“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新儒学思想，这种新儒学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柔和了阴阳五行和道家学说。可以说，董仲舒不仅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更是一位将这种新儒家思想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人，他使汉朝在思想上出现了“三千宠爱集一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而随后，这种新儒学又经历了上千年的积淀、发酵，终于在宋明时期臻于完善。但其弊端也会在它达到顶峰之后而日显其衰。（注：其实，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更多的是“儒表法里”，即似“内圣外王”之道，一面采用“中庸之道”修身，一面采用强权政治制民，如此，则可使封建意识形态在这个半封闭的海陆型国家生存两千余年而不衰了。梁漱溟曾说，假设中国的封建文化没有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过早相遇，那么，这两种文化便会是两条平行线，永远并行不悖！）
其上种种，无不说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会成为封建社会卫道者（“道德境界的人”）是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毕竟空穴不来风，因此，当我们在分析一件事的时候，一定要将其放在当时社会的大背景下，不能主观臆断，也不能以偏概全。那么，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就必定与我国的选官制度有莫大联系了。可以说，真正对知识分子道德观起决定作用的选官制度乃是隋朝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古人云：“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在统治者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这所以能被知识分子所接受乃是教化的结果。于是，古代知识分子要想实现“达者兼济天下”的宏愿，就必须通过严格的科举入仕这条路，这条路在起初还是具有其新生优越性的，但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八股取士的出现，它早已沦为统治者钳制世人的工具了。可想而知，在这样严格选拔制度下培养的“人才”该是怎样境界的人啊？
哲学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地境界，在这种境界里的人的觉解度最高，它是超越了自我和社会存在而只靠理智处世的境界，而在知识人生的境界里是很少有人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在我看来，唯有像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样的圣贤之人方可达到。
话分两头，无论是古代知识分子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都是无法逃脱上述这四重境界的，这应该就是知识人生无奈的必然律的吧。但是，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境界反而如古代的高了，古代知识分子尚能恪守道德境界，而现今的一些知识分子却早已沦为功利境界的人了。他们以其有限的知识成为自己沽名钓誉的资本，为的只不过是出名和牟利。他们不以积累知识为自己修身养性之资，反以仅在浮华都市下所换取的盲从学术为权威真理。这岂不可笑？他们大概是真的忘记了积累知识的初衷了吧？此类人境界之低下，真是可见一斑。
在当今这个被金钱和名利扭曲了价值观的物质社会，做一个知识分子难，而做一个真正有境界的知识分子更难！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来实现他的社会价值是必要的，而他知识人生的境界应该是摈弃外界的浮华，独守一份内心的宁静。做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去伪存真，以知识涵养来涤荡自己心魂为首要目的，读书治学态度严谨，还要保持一份应有的谦虚。唯有如此，才可以真正做到“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