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敢忘记军旅生涯中遇到了的第一位师职首长、大兴安岭军分区原政委黄臻对我的知遇之恩和无私帮助。

　　这么多年来，时不时总会想起同一个问题：如果不是黄政委发现我能写点东西并建议把我调到团部，我会不会在洛古河边防五连一直干到转业？

　　确有可能，并且可能性很大。部队卧虎藏龙，什么厉害角色都有，很多战友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而我这个从大巴山余脉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之所以能够一步步走到今天，最初的机会，是黄政委给我的。这一点，一辈子不敢相忘。

　　实际上，从边防连队到团机关，从军分区到省军区，包括后来调到军区机关，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我们边防五连当年所出的那起涉外事件，源于黄政委到我们五连蹲点，源于黄政委发现并认为我是个人才。

　　一

　　其实，我算哪门子人才？只是喜欢文字并长期坚持练笔而已。

　　要说厉害角色，黄政委绝对算是一个，并且是让人刮目相看的那一个。

　　如果没有记错，黄政委是1968年兵，他当兵六七年后我才出生，真正的老前辈。

　　黄政委是农家子弟，来自黑龙江省海伦县。

　　入伍后，这个农家子弟给自己定了一条奋斗标准：比同龄人表现更优秀一些，比同龄兵进步更快一些，永不懈怠，永不服输。

　　他的这个标准，后来成为指导我军旅生涯实践的首要标准，一直默默激励着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黄政委当战士时，没在野战军，没在大部队，而是在以干部为主的人武部。

　　那时人武部编制人员比较多，作为义务兵，主要负责人武部机关的公差勤务，打扫卫生，端茶送水，不站岗不执勤，工作平平常常，很难有所出息。

　　还是义务兵的时候，黄政委就很好强，想尽办法寻找展现自己的机会。

　　同样都是战士，别人打扫卫生，他帮领导誊写材料；别人跑跑颠颠忙着杂事琐事，他陪领导去乡镇检查调研。

　　一来二去，他成了兵中的佼佼者；所发挥的作用，甚至比一些年轻干部还要突出。

　　那时战士提干的机会多多。像他如此优秀的战士，自然脱颖而出。

　　于是，他成了同年兵中的第一个提干的战士，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装，成为人武部的报道干事。提干当年，就在牡丹江以上新闻媒体包括《解放军报》发表稿件100多篇，其中采写的县委书记王永江报道稿，《解放军报》刊发了一个整版。因为工作成绩突出，他荣立了三等功，开创了所在人武部参谋干事立功的历史先河。

　　之后，从人武部调到牡丹江军分区，成为宣传科的主力干事。后因熟悉征兵、民兵等工作，本该当宣传科长的他被任命为动员科科长，成为那个时代的“跨界先锋”。

　　无论是当宣传干事还是动员科长，他的笔头功夫都很过硬，号称“牡丹江军分区一枝笔”，领导们的各种材料都让他过目把关，否则就不放心。

　　黄政委给我讲，他当科长的时候，科里有副科长，还有9个参谋，一帮兄弟对他都很敬重，可以说是指到哪打到哪。

　　他这个动员科长之所以牛气冲天，不是因为脾气硬朗，而是工作干得确实漂亮。

　　比如，他当动员科长期间，沈阳军区在牡丹江军分区搞预备役部队建设试点，探索成立预备役师。尽管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借鉴，但他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带领动员科全体人员主动作为，拼了一年，圆满完成先行任务。

　　还是当动员科长期间，沈阳军区、黑龙江省军区赋予牡丹江军分区民兵工作改革任务，他全程筹划推进，历时8个月，改革顺利落地，做法被沈阳军区推广，他还作为试点单位代表参加了总部组织的座谈会。因表现突出，总参兵员动员处（原总参动员部前身）看中了他，找他谈了话，甚至下达了任职命令，后因家属工作调动困难、军分区领导又极力挽留而作罢。

　　依旧是在动员科长任上，全程经历了人武部移交地方这件极为棘手的事情。从军队序列转到地方政府，军官们有的想就地转业，有的想调往军分区机关，思想空前活跃。他牵头负责移交事宜，前后几个月，没出现任何纰漏。

　　更为传奇的是，动员科长竟然被提拔为边防某团政委！按照惯例，动员科长一般提升为人武部部长，就算当上边防团团长，也勉强说得过去。可他这个动员科长，偏偏就当了边防团政委，这在当时绝无仅有、绝对牛气。

　　在边防团政委岗位上，他依然干得非常出色，所在团被沈阳军区树为基层建设标兵团，树立集体二等功；本人被树为沈阳军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获沈阳军区学雷锋金质荣誉章，同时还位列全军20个领导干部学雷锋先进典型第一个，荣立二等功，20多家省级和中央媒体集中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先进典型。

　　再后来，边防团的黄政委被提拔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之后改任军分区黄副政委；再后来，黄副政委被任命为大兴安岭军分区政委，成为我的首长；再后来，因身体原因，黄政委离开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八万里茫茫兴安，最终在大庆军分区政委岗位上光荣退休。

　　二

　　黄政委属于不怒自威型领导，浓眉大眼，满脸坚毅，在他面前，部属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压力或是紧张。

　　我是个另类，从一开始就不怕他，在边防五连第一次和他面对面谈话时，我就没觉出自己有多紧张。

　　调到军分区机关以后，黄政委非常正式地问过我：小李，你说实话，你怕我吗？他们都怕我，你到底怕不怕？

　　我说了实话，不怕。于是黄政委很高兴，说我不至于那么可怕嘛。

　　扯远了，还是回到黄政委年轻时的那些光辉岁月吧。

　　黄政委当科长当得牛，写材料也是把好手，只要经过他上手的材料，当时的军分区首长百分百予以通过。

　　黄政委曾经向我传经送宝：小李，我告诉你实话，那些内部材料，真没那么难写，甚至没有对错；尤其是讲话材料，无所谓道理深浅、水平高低；如果非要给好材料立一个标准，那就只有一条——负责最后把关的领导认可就行。

　　黄政委还跟我讲：他当动员科长时，军分区首长们大多参过战，但学历都不高，对材料要求也不是很严格，只要把他们关注的关键词、想讲的关键话写进去就行了，其它方面，任由你发挥。

　　黄政委还告诉我：那时他写材料，先按自个儿的思路写，写完了，再把领导强调的那些关键词、想表达的观点找出来，逐个往已经写完的材料里安放，十有八九都能顺利过关。

　　哈哈，黄政委教我这招，至今还在使用，效果真就不错。

　　三

　　1999年春节过后，当我还是个扛着红肩章的军校实习学员，在黄政委的极力推荐下，我从洛古河边防五连调到漠河边防某团政治处宣传股，由此开启长达20余年的机关工作岁月。

　　2000年3月，当我还是个正排职干事的时候，在黄政委的亲自过问下，我从漠河边防某团政治处宣传股调到大兴安岭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并逐步成为黄政委比较信任的机关干部。

　　忘了从何时起，黄政委下部队检查调研，经常只带我一个人。对此，我自个莫名其妙，机关科长们也很诧异：这小子什么路数？难道有什么特殊背景？

　　现在想想，这事确实有点不同寻常。排职干事，少尉军衔，中专文化，要阅历没阅历，要学历没学历，堂堂正师职领导干部，肩扛大校军衔，下部队凭啥总带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要知道，按照惯例，军分区司令员或政委下部队，一般要去个副参谋长或政治部副主任，最次也要去个科长；人手实在安排不过来，也要派一个老一点的参谋干事助理员，并且不止一个，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装备部都要派人参加。

　　黄政委偏不，就带我这个小干事下部队，并且带顺了手，几乎是能带就带。

　　跟黄政委下部队，其实很幸福：一不用整材料，二不用写汇报，全听他一个人问，一个人讲，我只负责记录就可以了。并且这个记录只归我自己学习领悟，黄政委从不过问，也不要求我整理，所以想怎么记就怎么记。

　　黄政委确实有水平。

　　到边防一线连队，他更多的是鼓励，是表扬。即使连队有问题，他也会和风细雨地指出来，从没见他严肃批评过任何一名连队干部或骨干。

　　对边防团和县区人武部领导，黄政委就没那么客气了，检查发现问题，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批得一帮上校、中校们满头大汗，紧张得不得了。

　　作为军分区政委，那时黄政委还兼任大兴安岭地委常委。下部队到相关县区，书记和县（区）长自然要前来探望，让我有机会见识了什么叫领导艺术、什么叫人格魅力。

　　四

　　2002年3月，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纪检处要调我过去工作，黄政委先是舍不得，坚决不放我走，最后终于理解并放行。

　　我去省军区报道前的一天，黄政委当着大兴安岭军分区政治部的几位科长讲：这小子行，愿吃苦，能干活，重感情，将来肯定错不了；哪天我生病了，不行了，你们几个可能不会去看我，这小子会去。

　　这番话，黄政委说得很真诚，也动了感情，听得我鼻子阵阵发酸，想哭。

　　2004年夏天吧，已经调任大庆军分区政委的黄政委被确患了重病，虽然发现得早，但仍然做了手术，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得知情况后，我向我的直接领导、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纪检处吴其海处长请假，说是想去大庆看看我的老政委。吴处长很痛快，不仅准了假，还让我代表纪检处捎去一点心意。

　　在大庆油田的高干病房里，见到我，满脸倦容的黄政委笑开了花，指着我对前来探望他的军地领导们讲：这小子，我最喜欢了，在大兴安岭工作时总带他下部队…要不要我跟吴其海处长说一下，你来大庆军分区继续跟我干…你能来医院看我，我真是太高兴了……

　　达到最高服役年限后，黄政委退了休，成了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不再抽烟，但依然坚持喝点小酒。

　　得病之前，黄政委是出了名的“大烟囱”，一天三包烟，经常还不够抽。

　　黄政委的酒量也是海量。

　　我曾亲眼目睹他和他的老朋友、时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沈阳军区支社社长张宝印拼酒，那个气势，那个壮烈，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个大清早，张社长到大兴安岭军分区采风，刚下车，这老哥俩便干上了。

　　不用杯，不用瓶，而是直接把啤酒往洗脸盆里倒。

　　一人一个脸盆，里面分别倒上五瓶啤酒，两人分别端起来，相视一笑便开喝，差不多一口气同时干掉，真是豪情万丈。

　　得病之后，黄政委戒烟了，但酒还在喝，并把此为作自己的一个小小爱好。

　　在省军区机关工作时，我偶尔会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体育场看到散步的黄政委，每次都会问他还喝不喝酒，每次他都乐呵呵地对我讲：我就这点爱好了，不喝怎么行嘛。

　　每次我都劝他少喝点，他都打哈哈叉过去。

　　2012年1月10日清晨，我给黄政委打了个电话，得知他正在北京女儿家里。

　　问起他的身体，黄政委说尚可；我问他还喝酒不，他说还喝；我向他表达我的感激与谢谢，他说不用。

　　黄政委叮嘱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发到他手机里，说到沈阳时一定来看我。

　　发送联系方式的时候，我在短信时写了这么一段话：“政委，一直没敢忘记你对我的大恩。总想给您打电话，但总是不敢打，因为不知道说些什么。真心希望你健康快乐，别的都是浮云。有机会一定去看您……”

　　后来，黄政委换了手机号，我的工作也一再变动，便与老首长失去联系。后经多方打听，前几天终于重新取得联系。

　　五

　　黄政委出生于1950年，这今年已经71岁。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已与病魔斗争了十五六年，但老首长一直那么乐观和坚强，依然热爱生活、精神矍铄，依然声音洪亮、一身正气。

　　2月27日中午，抽空和黄政委视频聊天。老首长状态很好，思路非常清晰，考虑问题仍如从前那般周全，给我的提醒和建议仍如从前那般诚恳。

　　和黄政委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亲切如昔，如沐春风，真有一种重回大兴安岭、重回在老首长身边工作时的亲切感；尤其是老首长对我的点拨提醒，真让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聊天过程中，黄政委专门谈到了带兵育人之道，提醒我对部属要严管厚爱，工作上一是一、二是二，错了就要严格批评，哪怕批得体无肤，哪怕批得部属几天几夜吃不好、睡不着，也要毫不退让，这样他才会长记性，才会有进步，才能有发展；同时要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对部属的家庭困难要真了解、真帮助，对部属的成长要始终放在心上、想尽一切办法；当领导是一时的，发现和培养人才、鞭策和成就部属，才是一名领导最应当下力做好的事情。

　　对我接下来的发展路径，老首长想得比我深、看得比我远，不仅帮了作了深入分析，还提出了最为合理、最贴近我实际情况的意见建议。其认真负责的态度，不像是首长对部属，而是父亲对孩子一般语重心长、满是疼爱

　　政委，谢谢您当初对我的知遇之恩，更谢谢您一直惦记着我这个老部下，一直关心关爱着我这个后生。请您放心，我会进一步发扬您教给我的务实作风和脚踏实地精神，永不懈怠、继续前进，力争不辜负您对我的期盼和厚望。

　　军旅生涯有您，真幸运，真温暖，真给了我勇敢前行的力量。

　　渝夫2012年1月10日晨草于沈阳，2020年2月29日晚完善于河北易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