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隔壁，其实我们两家相隔还是有点距离的。不过在那个小山村中，这样的距离跟城市中隔壁这个词的概念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姑且，我就用了隔壁这个词。

其实老叶在多数时间并不被我的父辈们叫做老叶，但是他姓叶是真真切切的。在我老家那个大都同姓，方圆几里之内都能论上亲疏几辈关系的闭塞的乡村。他确乎不是我的叔啊，伯啊。于此，我叫他老叶是没有差错的。

老叶长得精瘦，这种瘦，跟我的父亲如出一辙。老叶似乎总是带着一种迷离而怅惘的眼神，站在他那一层三开间的去年刚修的刷成雪白的房屋前，总是不说话，就是那样的看着。他的脸色很黑，当中还透着一股被烤火取暖时的烟熏出的黄。他在冬天是总是喜欢穿一件棕黄色的半旧的皮夹袄，下身一条绛色的显得很肥大的裤子。夏天时则似乎永远是一件宽大的折领的蓝色条纹的短袖。老叶，抽烟，喝酒，也打牌。一个农村的男人很少不这样的。他也爱和女人开玩笑，操着我们那里特有的方言，伴着并不十分粗鲁的声音，然后是那种粗狂浑厚的笑声。在每年橙子成熟的季节，这种声音包裹着每一片散发着橙香的田地。

很小的时候，因为姐姐和老叶的女儿是同学，更因为他的老屋离小水库近，我经常到他家。那个时候，老叶总是和我开着玩笑，也还会找出一些吃的给我。然后，我就和他的比我小几岁的儿子一起到他家后面的水库钓鱼，游泳。那时，老叶像我家乡所有的男人一样，春天薅草，锄地，点胡豆，高粱（我老家把种叫点），夏田打农药，外出做工，秋天就和老婆一起给别人摘橙子，这是一项极苦的事情，男人们都要背着重达130斤的橙子行走在崎岖，漫长的田间的小路。把成熟的国子运到公路边卖掉。10年前，老家每年多少吨的橙子就是这样靠着我父亲那被人的双肩背出来的。冬天，也就得到了短暂的休息。老叶，喜欢在整日的繁重劳累之后，于吃饭时，用了塑料的被子，倒下二两在集镇打的白酒，独自一人慢慢喝。那个时候的他是白榆树，遮蔽着一儿一女，以及他身体瘦弱，小病不断的妻子。除了下雨下雪是打牌消遣，他的念头都在劳动，用体力换取更多的钱，来养家，来支撑儿子女儿上学，买衣服鞋子的花销。

那时候的日子比之现在不知要辛劳多少倍，但是老叶的眼中似乎永远燃烧着旺盛的精力，生活的火焰。但是这火焰，在某一日，被生活的暴雨啊，瞬间浇灭了。

那一年，老叶在用磨烘的双肩背着沉重的柑子，缓慢地走在一条度其光滑，也极其陡峭的小路时，一时没站稳，摔倒了小路旁边的悬崖之下。当天就住进了医院，在医院时，他的妻子，想到老叶从此没有了劳动能力，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一时郁结于心，钻了牛角尖，一瓶农药。留下了还在病床上的老叶和两个孩子。

老叶的生没有危机生命，腿严重骨折，在腿上打了钢板。只是再想要做重活，打零工是不可能了。在他出院的那天，迎接他的确是他妻子的新坟。我并未看见他当时的动作和表情，连这件事也是在一个星期后我放假只是才听妈妈说起。

那以后，老叶变了，没了女人的男人多少有些可怜，更何况他刚经历伤病，只能在家养着。农村的白天出奇的寂静，偶尔不知何处传出的鸡叫和渺远的田里的笑只会让这方天地愈发幽静。就在这终日的幽静里。老叶眼里的忧郁越来越明显。喝酒还是照常喝，不过就到一半，总是发呆；抽烟还是照常抽，不过比平常多了一倍还不止；打牌也还是照常打，不过再也没有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在后面扯着嗓子喊他回家吃饭。老叶的儿子，那个和他妈妈一样瘦的看得见骨头的孩子，在短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做饭，尽管好像在前一年他还是这个土墙筑成，贴着毛主席像的家中的小皇帝。

老叶不再干活了，就连薅草都不愿意了。听周围的叔叔婶婶说，因为腿的原因，他成了低保户，每个月会有一点钱。这让我稍稍放心。他终日在各家各户里游游荡荡，说着诸如“我们这些连活路（老家方言把干活成为搞活路）搞做不了的人怎么办咯”一类含沙射影的寒酸话。叔叔婶婶们也说，“不知道这是怎么了？”，老叶也经常将家门敞开着，电视打开着，人却不知到了何处。

这十几年，他的女儿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在去年嫁了人，婚礼是两家一起办的，那一天，老叶很开心，又喝了很多酒，这一次，他把自己喝醉了。他的儿子，也学起了手艺。一年很少有回家的时候。前年，因为扶贫政策，他盖起了一座不大的房屋，住到了我家的旁边。

去年，冬天寒假回家之时，看见老叶，他更老了，脸上毫无生气，头发很长了也没剪。他正看着电视，但是，眼睛似乎并在电视上，儿子女儿还没有回来。空空的房间里，他正出神的盯着他养的那只伏在地上的黑色的小狗。家里布置的很简单，就一个电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地上似乎是几天没扫，泥巴和烟头都有，桌子上还放着刚从田里扯回来的白菜。

新年那天中午吃团圆饭时，鞭炮照例是我放的，当我站在家门口，拆着鞭炮的包装时，听见了老叶家中嘈杂的声音，那是他的儿子，女儿和女婿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