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纪录片《生门》的故事集中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科，它通过直面生命诞生的现场，透过无数孕妇生产，展现生死交替的震撼和迎接生命降临的喜悦。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生门》选择的例子可能不多见与极端。在第四集名叫“为母的权利”中，描述了一个真实的生死门事件。因选择自然分娩还是选择剖腹产而引发的激烈争执。一个是为了产妇的医生，一个是为了妻子的丈夫，尽管是不一样的爱，却殊途同归。两次剖腹产的肚子，伤痕累累，凶险性前置胎盘，多重危机，分娩后大出血，心脏两次骤停，绝处逢生。生产，既是“生门”也是“死门”。

公共传播在国内外的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定义和界定，石长顺与石勇军在其著作《论新兴媒体时代的公共传播》中，曾对公共传播下了界定。公共传播指的是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公共媒体、非营利组织或公民通过媒体进行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公共信息和公共节目发布。

在这几年来，医患关系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在各类媒介中公众对医患关系也是各执一词，由于不同人所站的角度不一，导致发生医患关系的冲突。      由于在市场经济下，医疗依然具有商业性。而某些医疗机构或者医疗人员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丢掉了自我职业操守，最终与社会道德背道而驰。对于患者来说，他们对这些医生的信任被利用，渐渐地对医疗整体处于一个不敢相信医生又不得不相信医生的态度。而对于医生方面来说，医学还有很多盲区，对某些患者不能确保，只能以医学角度给一个概率，医生难以向患者传递足够准确的信息。而由于医疗难题也逐年增加，又给医患关系铺上了一层面纱。各方面的难处导致了医患关系日渐突出。

通过公共传播，首先，医患能够跨空间、跨时间的进行交流。信息的表现与反馈其实给了医方和患方交互的平台，了解对方的心理。其次，还能进行一定的宣传教育，例如，艾滋病的公共传播能够让公众正确认识艾滋病，进行宣传科普。其三，能够引导舆论，在这个社会里，可能十个人殴打一个人是暴力，但几亿人“讨伐”一个人反而被认为是正义。舆论容易被利用，这也是大家重点争议的。

公共传播议题之多难以罄书，但相较于其他的议题，医疗是一个接近公众平时生活，又令公众感到敬畏的议题。因为医疗是最接近生死的一个公众议题，会使得公众在真实面对时，行为与先前有极大差距。传播中，本来就会带有情感色彩偏向，而在《生门》纪录片中，一个妇产科，记录了太多的人情世故，这不得不使得传播带有更多地情感色彩偏向。这会一定程度上，错误地引导其他公众，但却又是不可避免的。

而如何做好关于医疗的公共传播，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着实是一个急不可待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他律和自律。

一、公众需坚守自律

由于传播平台的复杂性、混杂型、未实名性等，公众对不同的事件需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而非一味地听信网络平台上的言论，避免盲从，跟风行事。公众应当担起自己的义务和职责，提高媒介素养，共同保护我国复杂的网络生态环境，保护自己的知晓权。

二、严格他律

除了公众需坚守自律，大众媒体平台也需要严格自律原则，恪守自己的道德责任，作为大众媒体，其实应当平衡自身利益和公众利益。政府也要加强监管制度。

从大众媒体方面来说，也需要进行自律，特别是网络运营平台，要通过自身所掌握的大数据，来规整平台内容。同时，保证公共传播信息的透明度，让公众尽可能多的了解事实。比如新浪微博被称为“渣浪”的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压热搜等，它让公众所感知的态度就是隐瞒公众。除此之外，还需要提高平台准入门槛，这不仅能使内容更加优质化，也是大众媒体平台对公共传播的责任感，同时能够对网络平台的公众传播进行实时监控。对于《生门》这个纪录片，网络上也有不同的声音，部分微信公众号也会对其内容也会有筛选，但是还是会出现一些包含垃圾信息言论的发布。这也需要网络平台恪守自己的道德责任，花费人力，物力来进行监控。

从政府方面来说，加大监管力度，包括对网络运营平台的监管以及对对公众进行相应监管。这几年，政府对网络平台的自由言论逐渐加大监管力度，加强相应的网络法制建设。政府已经颁布了相应法案，但是，仍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又因为网络信息发布的匿名性，导致政府难以“准确下药”，因此只能大范围的进行宣传教育，来使得公众严格恪守自己的责任。法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道德约束，让公众和传播源头都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其实每个人在公共传播中都是必不可缺的一环。在如今的信息大爆炸时代，信息流通快速，信息量庞大，传播生态环境复杂，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起点和主体。但是我们所需要做的，所能够做的只不过是，定位好并肩负起自己在公众传播中的位置和责任。建成良好的大众传播体系，仍需要大众媒体、政府以及公众明确和履行自身公共传播功能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