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之一。对于孝文化的研究，历来多以儒家主张的孝文化为主，而缺少对墨子孝文化的研究。墨子倡导兼爱，认为“父慈子孝”是兼爱的必然结果——父子相爱，则慈孝。由此可见，在墨家的思想体系中，父慈子孝是平等的也是对等的关系。纵观历来对墨子孝文化的研究，存在两个不足，一是以儒家立场对墨子孝文化进行否定而批判；一是以“墨子解墨子”而流俗于表面，未及墨子孝文化的根本，对墨子的孝文化与华夏传统孝文化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墨子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尤其是重视孝道，《汉书，艺文志》认为“养三老五更，宗祀严父，以孝视天下”是墨家学说最基本的特征，这是对墨家自创立到发展成“显学”的历史过程的总结，是在当时“独尊儒术”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下，对孟子“兼爱无父”的强有力的批判。在汉代学者看来，“孝道”是墨子思想的根本，墨子思想的展开，始终围绕着“孝道”进行，在诸子百家之中，墨子墨家才是华夏孝道传统的继承者。时至今日，在对墨学的研究者中，很少有人能够对此有所认知，亦缺乏以《汉书》对墨子思想的总结为参照，更缺乏对墨学文本的深刻考察，所以墨学的孝文化多是以被批判的对象而出现。于是重新认识墨子的孝文化，不仅是对墨学的归真，同时也是对华夏孝文化本来面貌的还原。由是，本文将基于华夏传统文化立场，并依据墨子原文“以墨解墨”，弥补当前对墨子孝文化研究之不足。

墨子认为“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天下之害也”“父者之不慈，子者之不孝，此又天下之害也”，因此主张兼爱。并且认为兼爱是“取法于天”“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所以“不可以不劝爱人”，如此则能“父子皆能慈孝，若此则天下治”，“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坐处有度，出入有节，男女有辨”。由此可见，家庭伦理在墨子思想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而孝道在墨家思想体系中又是衡量社会是否得治的重要标准：“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墨家非常重视父子兄弟之爱敬、孝慈等，认为“爱”是人的天性“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并且人与人之间的爱应当由爱亲人推及到爱天下人之亲，即“视人之亲，若视其亲”，这也正是“爱无等差，施由亲始”。为什么墨子如此重视家庭伦理和高度推崇孝道呢？因为亲情是人最先感受的情感，真诚而美好。家庭的和谐幸福是家人相互关爱的必然结果，我们对爱的体验和学习最初也是来自于家庭。爱我们的亲人，然后推及到爱社会上的其他人，家庭伦理血缘亲情的爱是爱他人的基础，所以墨子说“视人之家若视其家”也正是建立在“我爱我家”这样的基础上的。

墨子认为，孝就是“爱利其亲”。《经》孝：利亲也。《经说》孝：以亲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得。同时又指出“厚亲，分也”，每个人都应当各尽其能的爱自己的父母，都比别人更爱自己的父母，这是人的天性和本分，是血缘亲情所决定的。我们不能要求别人爱我们的父母超过他爱自己的父母，同样别人也不能这样要求我们，而且就算有这种要求，也没有人能够做到。所谓利亲，是指子女爱自己的父母，应当对父母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照顾好父母的衣食温饱，父母得病时能够尽心侍奉，让父母在得到事养侍奉时高兴。父母去逝后“入土为安”，并且要“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所以在墨子看来，生能尽力事养以让父母高兴，死能葬而安之，并按时祭祀，才是孝道的整体。

利亲，通常被狭隘的理解成仅仅是提供物质利益，实际上并非如此。利，在墨子的思想中定义为“所得而喜”，是指获得后能够感到愉悦，而所得并非限定于仅仅只是物质，还包含诸如情感和精神上的所得。所以，利亲不仅包含物质的供给，比如衣食财物等。同时也包括情感和精神上的安慰，比如陪伴。著名墨学专家张幼林老师曾举例说明：在农村多子家庭，有些儿女对老人提供金钱和物质的需要，有些儿女则陪伴事养，这些都是孝的体现。我们不能说提供金钱和物质的是孝，而陪伴事养的不是孝。依据常理，陪伴事养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相对于提供金钱和物质更是难得的孝。比如现在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显然要比给父母一些钱物更令父母高兴。

墨子认为孝顺父母，爱亲利亲厚亲，“能能利之”，并且竭尽全力“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亲为之者矣”并使父母“所得而喜”，但是却不主张无原则的顺从父母的命令意志。因为在墨子看来，虽然子女应当孝顺父母，但是“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墨子不仅主张子女孝父母，同时主张父母应慈爱子女，这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等关系。父母强子女所难，在墨子看来也是“虽父之不慈子，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母如果强迫子女必须如何如何，比如干一些违法犯罪或其它违背常理的事，对于子女来说“不可以为法”，此时不听从不顺从也并不违背孝道。所以，慈孝一旦失去对等的关系之后，孝就不是人情之至的慕父母，而是愚。

愚孝，即不可违背父母的意愿，源自儒家主张的无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儒家甚至认为父母逝世三年也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才可以称为孝。“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无违”不仅是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更不能违背“礼”的规定。

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和不能违背“礼”的规定，是本质同一的，因为“礼”是对父母权力和子女所必须服从的确定。儒家的“礼”，完全的不尊重子女的人格尊严和权益。比如，剥夺儿子的财产权“不有私财”（《礼记，曲礼》）比如，儿子结婚后，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夫妻感情美好，只要父母不高兴就必须离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礼记，内则》）有哪个父母见不得自己的儿子夫妻相亲相爱呢？比如宋代的陆游就是个例子。陆游的父母见不得陆游夫妻相亲相爱，所以陆游只能休妻，结果造成了终生的遗憾。

所以，儒家的“礼”是一种机械的，教条的，并且带着冰冷的规则，从这个层面来讲，儒家讲的事亲以礼，将父子之间的亲情，完全的抛弃在外，而是以“礼”这个外在的规则来确定。然而，这种规则显然没有发自内心的爱，更能让人感受的到。比如孩子向父母会心一笑，绝对比事之以“礼”更让父母满足。“礼”，显然不能也无法规定孩子该对父母笑几次，更无法确定哪次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哪次微笑是源自规则的。“礼”成为了父母对子女的特权的规定，这种特权下的“孝”与父子亲情是毫无关系的。

墨子的孝文化，重视爱亲利亲“生则见爱”，重视葬礼“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死则见哀”，同时也重视祭礼“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厚养，节葬，祭祀构成了墨子孝文化的完整体系。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厚养就应尽心尽力的事养父母“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亲为之者矣”，节葬就是重视葬礼的根本“哀”，祭祀就是追忆亲人，不忘感恩父母。至今民俗都有按时祭祀亲人的传统，每年清明、中元节、寒衣节等等包括其他节日都是特定祭祀亲人的日子。人之老之将至，父母已然不在，他们的音容相貌只存在于回忆之中，剩下的只有埋葬父母的一丘黄土，面对坟丘怎么能不追忆并感恩父母。人生苦短，一切功名利禄又如何比的上父母亲情的珍贵。父母不在，祭祀之日成为兄弟姐妹的团圆之日，墨子说“和欢聚众，取亲乡里”，兄弟姐妹关系和调，不也是对父母的孝顺么？所以不论是爱亲利亲还是葬与祭，墨子的孝文化都充满着浓烈的感情，这也说明墨子孝文化最具有人文关怀。

有观点认为，墨家的节葬思想缺乏人文价值缺少人道关怀，厚葬才是人文价值的体现。但是，人文价值是否应当以物质财富的多少为衡量标准呢？我们是否能说拥有更多物质财富的人是有“人文价值”的，或具有“更多人文价值”呢？孟子曾经说过“为富不仁”，显然是对有钱即有徳——人文价值的批判。即如此，人生在世拥有大量物质财富不能作为是否具有人文价值的衡量标准。那么，人死后用大量的物资厚葬，甚至杀人为殉就更不能说是具有人文价值的，相反厚葬不仅毫无人文价值，还是泯灭人道的。很多时候，举行隆重的葬礼都成为掩饰生前薄养的手段，生而不养，死而厚葬反到成为了所谓的“孝”。更有甚者，亲人死后载歌载舞，以至于在丧礼上出现某些“低俗表演”，所有这些都违背了丧礼的根本。由此可见，墨子说厚葬“伪哀僈亲”，是确切无疑了。并且厚葬是籍孝之名而已，《淮南子》一语道破了其中关键：“繁文滋礼以弇其质，厚葬久丧以亶其家，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弗失。”由此可见，厚葬是统治者为了“持天下弗失”而制造出来的愚民之术——厚葬就是进孝，一旦这样的风俗形成就脱离了葬礼的本质，就违背了孝道，而成为统治之术。

墨子说，尧舜禹都是节葬的“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吕氏春秋》的记载也可证明墨子所说不虚：“尧葬于谷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为死者虑也。先王之所恶，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故先王之葬，以必俭。”所以有学者指出，尧舜禹时代葬礼简陋是极可能的事， 墨子的说法才是符合情理的。墨子作为华夏文化的传承者是无疑的，庄子就曾明白指出墨子是“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淮南子》亦说“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背周用夏即对传统的继承，所以节葬才是我们真正的文化传统。

墨子说厚亲爱亲是子女的本分，但是墨子也指出“智亲之一利，未为孝也”。在墨子看来，孝不仅是子承双亲，善事父母，还包含在此基础上的“视人之亲若视其亲”，普遍性的爱老尊老，才是孝更深层次的意义。因此，墨子提出“交孝子”的主张，即从自己主动做起，爱老尊老，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爱老尊老的良好的社会风俗。在古代，生产力低下，老人往往具有更多的智慧和经验，所以尊老爱老不仅是人文的关怀，还直接影响着生产生活，民俗说“劈柴劈小头，问路问老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事疑必询三老”，都说明老人对社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贡献。于个人情感讲，谁又不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得到他人的尊敬呢？所以墨子说“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我们只有尊敬别人，别人才会尊敬我们，所以尊老爱老必然从自己做起。社会上流传着一句很正能量的话，大意是说，虽然我尊老爱老不一定能够在当时就得到回报，但是我仍然会选择尊老爱老，因为我希望自己的父母在外，没有我的陪伴时，也能够得到别人的爱护和尊敬。这恰恰是墨子交孝子思想的体现。所以有观点批判墨子兼爱是功利主义的，质疑回报不对等，正说明这样的看法是视野短浅。试想，如果我们眼光放远一点，努力从自身做起，成为影响社会风俗的正能量，回报就像“投桃报李”一样，老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在社会上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爱护与尊重。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去这样做，良好的社会风俗又怎么会凭空出现呢？所以墨子不但倡导孝亲厚亲，同时也倡导“视人之亲若视其亲”，这才是真正的孝道传统。

墨子说，国家的建立和执政者的选出是为了“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所以要“顺天之意”行“兼政”“义政”。兼政就包括政府应承担起养老的职责“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所以在墨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不仅是儿女爱亲利亲厚亲的家庭伦理和“交孝子”的良好的尊老爱老的社会风俗，更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承担养老职责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夏朝，《礼记，王制》中就记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序”和“学”就是夏商时代的养老机构，所以《淮南子》说的墨家“养三老五更”正是对传统孝道的继承。《礼记，王制》同时指出早于夏朝之前的“有虞氏”（或为朝代，或是部落）就有养老的传统，而且政府养老的传统不因朝代的更迭而改变，相反还逐渐完善起来：“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自秦一统之后，新建立的朝廷也都将养老制度化。时至今日，我们的国家将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何养老成为国家和个人所必须对的问题。此时应当大力弘扬传统孝道文化，从家庭、社会，尤其是国家三方面着手，继承传统的养老制度，亦可借鉴他国的经验，不断完善国家的养老制度。国家养老是职责所在，是孝道的传承，是文明的体现，更是执政能力的体现。

君民关系将家庭伦理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历史的特色。据《韩非子》记载“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众所周知，儒家是反对墨家兼爱的，也没有“视民如父母”的主张，所以韩非子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称先王兼爱天下的是墨家，墨子说兼爱是取法于圣王“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视民如父母的也是墨家，儒家并没有如此的观点。儒家主张的是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即君子尤其君王是百姓的父母。基于此，儒家主张民要把君当做父母来忠孝，否则就是“无君无父”。试问一个君子怎么会狂妄自大到以为自己是民众的父母呢？所以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的本意是指君子包括君王要视民如父母，以孝视天下，要忠信于民，要像孝子事亲一样来孝民，所以墨子说：“立为天子，以民为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这才是真正的华夏传统。比如《韩诗外传》记载：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说：“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说：“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以百姓为天，所谓的天子王者就是百姓的儿子。所有将君或天子当做父母的说法大多源自儒家，比如《荀子，礼论》：“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尚书，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孟子，梁惠王上》“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在《礼记，表记》也记载着孔子持如此主张：“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儒家将传统的“君为子，民为父母”的传统完全的颠倒了。随之，君要孝忠于民的政治伦理也颠倒成民要忠孝于君。

君民伦理一向忠孝并提，儒家对传统的颠倒，也为儒学制造了内在的矛盾——忠孝两难全。然而这忠孝两难全的矛盾，在华夏传统之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忠孝作为一种君民伦理，指的是君要忠孝于民。墨家是“古之道术”的传承者，在古之道术里，“忠”绝非下忠上，民忠君，而是君必须忠于民。据《左传》记载，曹刿论战，认为鲁庄公可以作战的条件就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左传》里面多次提到“忠民之望也”“上思利民，忠也”，亦全部都是指君要忠于民，要爱民利民。《韩非子》里也有关于忠的解释：“忠，所以爱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墨子》里更是明确提出：“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倦。”由此可见，华夏传统不仅忠孝并称，而且忠信并重，并且作为君民伦理关系是对君的要求。现代社会，执政者必须忠信于民，已经成为了普遍认同的政治伦理，这也并非新创造，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

综上所述，墨子的孝文化是对传统的继承，包含家庭、社会、国家以及君民伦理等方面，对当代社会有着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所以对于墨子的孝道思想，不仅应当加强深层次的认知，对传统孝道也应当重新审视。自先秦儒墨俱显，到汉朝的独尊儒术，墨家的消失，儒家的思想主张成了主流。然而面对墨子墨家留下极为稀少的著作，整部《墨子》关于“孝”字的提及，亦不过区区数十处，与儒家自孔子以来到汉朝儒家弟子众多，著书立说不断，关于“孝”的论述也数不胜数，况且在前有以“孝”闻名的曾参，后有以孟子批评“兼爱无父”的前提下，《汉书》的作者班固却将“孝”字独冠于墨家头上，并称墨家“以孝视天下”“此其所长也”则不可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