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善清
天色微明，司晨的鸡鸣还在催促着新的一天尽早到来，孩子们就已经不要公鸡的多事，自己急急忙忙的起床背着书包，火急火燎的攀爬在上学的山路上了，他们要赶在老师敲响的第一遍钟声前踏进校门，否则就要罚站教室门外，就要挨戒尺，就要被老师记过，严重的时候一天都不让进教室。
西边最远的是土地沟，孩子们到学校要翻五道梁子四条沟，少说也有十五里山路，连蹦带跳的走也要好几个时辰，所以，他们起得更要早，甚至鸡叫两遍就一骨碌爬起，拿两个熟红薯就出发了。
堵潭沟仅比土地沟近得那么一条沟一架山，想赖会儿床多睡那么一小会儿也是提心吊胆的，就怕一闪念的赖床一睡过头，这一天的读书心路也许因老师那一罚就搞乱了，接下来的课程能不能跟上就不好说了。
罗家山、习家山、段家沟的孩子应该稍好些，晚起父亲抽一锅烟那功夫大约也不会迟到多少，他们早上不是十分慌张。
东边陈家坡、李家山、张家山、黎家店的孩子们也是早早的就被妈妈提着耳朵喊起床了，他们那山间小路不比西边这山路好多少，甚至还要磕绊一些，走快走慢，脚都要抬得很高，否则，一绊就是一个爬叉。
紧赶慢赶，铃声响起时仍有孩子迟到，学校门口老师那张黑着的脸令他们紧张万分。没说的，迟到的一律立正站好，然后伸出右手，老师用戒尺很打三下，再伸出左手很打三下。问：“长记性了么？”“长记性了！”“下回不迟到，记住了么？”“记住了，下回不迟到！”这情景像某个舞台场景，有点演戏性质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生活场景，烙印在我的故乡那年代那山村那校门前。
老师没有恶意，学生难免心生恨意。故乡这些早年的孩子们，也就是我的叔们、姑们、哥们、姐们那代人，他们上学路上是否欢悦快乐自豪，是否唱着“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的上学歌，我没问过他们，猜测不会多舒心，因为他们上学路上没有闲情闲心，着急忙活的，像当兵的急行军，时间只够他们赶路，不够他们唱歌。
当然这学上得也不会多烦心，毕竟上学是福分，不是所有适龄孩子都能上的，上不上父母一句话。家里劳力少，要你放牛放羊打猪草，就是再适龄，怎么想上学也上不了。上学，在早些年，一个家庭能落到谁头上，那是很要运气的，要父母自己舍得付出、舍得背负家务负担和生活负担才能有的。
放晚学时，太阳不等他们早早的下山了。
暮色在山顶，刷一下子就铺满了这山那山，这沟那沟都黑了，路也就只是条模模糊糊的影子。
就怕逢上野鸡野兔，一扑楞或箭一般从眼前扫过，不惊得你丢魂落魄才怪呢！最怕的是狼和野猪突兀的迎面而来，反应不及，受创伤或吓掉魂就在瞬间。不过，孩子们多半手里都备有一根很结实的花梨树棍子，当这些威胁生命的家伙出现在面前时，棍子一挥动的功夫就浑身是胆。
年复一年，没听说哪个上学孩子遭遇野兽伤害，但是他们回到家从未少给大人们绘声绘色描述路上听到野猪啃噬玉米的声音和狼在不远处山林如泣如诉的阴阳怪气嚎叫声。每天回来都说这些，说多了，大人们就不再替他们担心了，听得出来，那些野兽基本不是为为难读书孩子而出来，他们出来应该是为了夜色。
说了孩子们，我得说说教书先生，是什么样一位先生让我故乡这些孩子不惜稚嫩的小腿、小身子骨翻山越岭去读书？孩子们何以如此怕他？是单纯的畏惧还是对他教书的水平带有几分敬畏而害怕？当然是因为这先生教书能力远近闻名，他每年的升学率是好几个学区加起来都比不了的，在全县都在前列。这就是他的硬气，这就是他要孩子们无论天远地隔也要按时到校、即使天大的理由迟到也要罚站的逻辑前提。
先生郭姓，大名郭房村，“房村”者方寸之谐音，亦即方寸之地起波澜，或曰方寸之间宽窄自如、方寸之间通晓天地、方寸之间必有福田......总之，这个名字大有寄托和奥义，人生立柱当在其中。郭先生经常一身制服，上衣左上兜总是挂着两支钢笔，据说有一支是很名贵的铱金笔。蓄分发头，是到镇上理发店去理的那种文化人的发型，不是乡间用剃头刀剃的那类。剃头刀剃出来的多半是马桶盖，老师是不能留这样难看的发式的。他两道剑眉，浓黑而上挑，眼睛炯炯，闪电的样子，脸型方大像一册书页，怎么看都像是雕塑出来的面型。这形象不当干部不当老师，怎么也说不过去。
郭先生富户世家，他的上辈曾有十条大船往来汉口与汉中，开有三家油坊，桐油麻油销往东洋，有数百亩山场和几百亩好田好地，吃租几百担。郭先生读过私塾也读过公学，最后读了师范学堂成了教书人。那大的门户怎么不做官干这教书差事？他经常跟人说：古人识字不做良相既做良医，我不做良相也不做良医，我做个培养良相的人。从世道看，世上最离不了的就是教书人，哪朝哪代少了？尽管古人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入了教师行当，他一个抉择却是很失策的，原本可以吃公粮拿工资的，却觉得那不好，端了公家饭碗，说调哪儿就调哪儿，顾不了家。在老家土地上教教书，拿工分，工分兑换成粮食和钱，一家人都顾了，比吃公粮拿工资强多了。再说那时候一个公家人一个月二十几元，那够什么呀？他心甘情愿的为老家人办学教书，让老家人识字成才走出去。
郭先生的学堂办在段家沟口一个山嘴上，这房子是从前那位叫韩思官的地主的，解放后充公了，村干部决定在里面办学。三间正房一间厢房和两间厦子。三间正房作教室，一间厢房是郭先生备课批阅作业的地方，两间厦子有一间是郭先生厨房，另一间是远山学生中午自己做饭的地方。郭先生妻子和孩子也跟他住，学校后山一大块地是留给他种的，种庄稼种菜也种一些草药，季节风头上给孩子们熬药水喝，预防流感、瘟症什么的，村民都觉得郭先生想得周到。
三间教室共坐着五个年级学生，就郭先生一个人教。这叫复式班，老师上课很有讲究，给这个年级上课，其他年级或做作业或看书。上罢这年级随而是另一个年级，他能轻松的不疾不徐的从一个年级到另一个年级，像弹钢琴，摁了这头又摁那头，有节有序。许多时候，他先从高年级开始授课，他们听完课可以教低年级，这样给郭先生腾出了不少精力。有时候低年级聪明的孩子在学完自己课程后，闲着没事，就跟着高年级学，他们学着学着就懂了高年级课，这样郭先生就让他们跳级。他的学生有的读三年就小学毕了业，有的读两年就能帮他辅导新生、批改作业。他常常自豪的说自己的教学是孔式教育，孔夫子三千弟子一堂课，我是多个年级一张嘴，不论二重唱三重唱多重唱，最终都不荒腔走调。这教学绝活真如他那名字所寄：方寸之间宽窄自如！
从前乡间的私塾读经，不敢多带学生，三两个正好，多了你读《论语》《孟子》，他读“三、百、千”，声音打架，相互干扰，老师就难以控制局面。而在郭先生这里，他聪明智慧的驾驭了学生高低层次混杂的不可控性，使之不仅可控还非常有利于教学，有利于学生学习成长。你想他的学生从一开始就在学习自己课程基础上又用另只耳朵旁听了其他四个年级课程，即便似懂非懂，那一种不期然灌输，总是一种预植，不经意的走进潜意识，自然而然，能不长进？
郭先生的国学功底深厚，别说《古文观止》提哪篇背哪篇，就那《三国志》《三国演义》他也能对照着给你说出哪是哪儿，哪出自哪儿。他说他从来都不读闲书，非国学经典不过目。古今奇妙的算术题集，一本一本解析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教案他基本就不用备了。因为课讲得精准到点，考题跑不出他手把心。每年毕业班升学题，他根本不用猜题押题，就平时讲的学生掌握了，咋考都不会差到哪去。这学养正应了他那名字之蕴含：方寸之间通晓天地。复试教学在那些年并不少见，而大多视为负担，而在郭先生这里倒成为他发挥教学能耐的巨大优势。他把这种看似很被动的教学模式运用活了，乡亲们是很感恩他的，接他吃饭那是一家挨着一家，排着队呢！农家最上乘的招待是满满一碗荷包鸡蛋加清黄酒，是一盘油滋滋的炒腊肉加几碟稀罕的下酒泡菜，是倍儿黄倍儿黄的白面小油馍加一碗鲜鸡汤，这些是郭先生的专属待遇。
他心安理得的接受，他很是无愧于这些好饭菜。
县里一年一度的教学表彰会，郭先生是大会经验介绍的专业户，每年少不了他，少了他讲经验就没啥交流的。他从来不备讲话稿，连个提纲也赖得拟，就那么一张嘴讲起来纵情快意，把教育局领导都忘到了一边，把所有与会的同行都忘到了一边，他像是在天马行空，在独对苍穹。每年开罢总结表彰会回来，他会在家里那个藤椅上，翘起二郎腿，拖起长声唱读李白的诗，摇头晃脑背诵他最喜爱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也乐于唱几个京戏段子，手指敲打着藤椅圈合着节奏。儿子会给他点上一支名贵香烟，他欣然接过悠然抽上几口，然后开始盘算下一年的招生。
每学年有多少新生倒不是他太关心的事儿，一个牛娃儿也是放，两个三个也是放，工分是定额的，又不按学生数来计。但是，当老师的谁不希望学生多一个呢，多一个就教得有劲些，少一个便少一些讲课的兴头；更主要的是，当老师谁又不希望拯救新一代的人生呢，培养一个孩子出去就多积了一份功德，谁让我这名字里有个“方寸”的寄托呢？古人说，方寸之间必有福田，我就是给孩子们赐予福田的呀。他心里装着适龄儿童花名册，哪家的孩子该上学了，他心里清楚得很，那个家长可能让孩子上学，那个家庭困难或重男轻女会阻止女孩读书，他也有底。他需要去走访，需要一家一家的去说。那些识几个字的家长他有把握做通工作，因为他跟识字的家长交流起来方便。不识字家长宿命思想严重，多半认为种地重要，儿女生下来就是接替自己种地的，再说都去坐轿谁抬轿？
无论天理还是人情，谁不说郭先生的教育事业理所当然的有机延续下去呢？今年，明年，后年，年年，乃至永远。
可是，噩梦都是不期而至，霉运都是躲在暗角偷袭，宿命往往也是管不了的。
郭先生的教学生涯戛然终止在某一个夏天的早晨，三尺讲台轰然倒塌。难道相反印证了名字里“方寸之地起波澜”的隐喻？
狂风席地，雷声凭空，乌云笼罩了郭先生的家门。
上面一纸文书核定了郭先生的出身，将原来的学生出身更改为地主出身，命令他回到老家种地，书不能再教了。他瞬间有点懵，怎么会有这样一种命运的逆转？又能去哪里询问个究竟？他蒙头想了几天几夜，他恍恍惚惚抱住学校转了一圈又一圈，他在空落的院子里迷迷惘惘的站了几宿。他的学生和学生家长一夜之间都似乎遇上了瘟神，对他避之不及，见了面唰一下子就过去，世界与他隔绝了。
他没想明白也没想通，也没谁帮助他想明白想通。
他带着妻子儿子回到属于他的生产队，这生产队也就是他从前最远的学生所住的小地名叫土地沟的那地方，这里有他盖的两间房子，他教书时吃工分就在这里。
拿粉笔和拿锄头是天壤之别的，实现这个身份转变起初是很难的。从拿锄头这天起，他不再被人叫郭老师或郭先生，而是直呼其名“郭房村”。
如果单单是安身的生产队劳动也倒没啥，体力劳动习惯了就好。让他受到挑战的是一次一次运动，他要被揪上台，被摁着躬下腰低下头，而动手的都是他教过的学生，是那些罚站最多的学生。这些学生下手要比他当初打戒尺重得多，也狠得多。他的一头浓密的头发几次被薅得所剩无几，就干脆刮了个光头。他的腰被无数次摁着弯下，腰已很难挺起。有时候，一个大会开始，由他和另一些同类身份的人登场接受一阵批斗，接下来他们被赶下场去劳动，其他人坐着悠闲的开会。这些人开会他们去做工也罢了，可他那些曾经的学生唯恐他少受了镇压的待遇，常常是看到他去背土或去扛石头，总会走到他面前再端起一大筐土或搬一个大石头恶狠狠的给他加上，往往让他一步不稳，一个扑爬倒地，半天爬不起来，此时屁股或腰接着又重重挨几脚，鼻青脸肿也是新的叠旧的。
斯人其萎，斯文扫地！
他不明白教书时教的都是善，从未植入恶，打戒尺也是出于善意，没有一点不良心态，怎么这些学生异化至此？
有几次无中生有的风暴他被席卷，可怜的皮肉和身子骨几欲废掉。棍棒加身的同样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在他心里越走越远，而在他眼里却越走越近，近得挥手之间。
好在他活过来了，罹难罹患，死去又活来。
噩梦是可以醒来的哦，太阳不会让它的儿女永远失祜。改革开放的春风抚慰了杨柳万千，郭先生古木逢春，回归到人民的行列，有了可以发挥余热的社会环境。
那年，在有志之士的支持下，他不甘于早年那一肚子教学经沤烂在肚子里，就和另一位有知识的同村人在附近的堵潭沟办了个民办学校。那正是我故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最紧的时候，急需要有新的教学班承载学生，他们的办学助了当地一臂之力。重回课堂的他又从“郭房村”回归郭先生，被尊重而成为座上宾。日后故乡人评价谁谁书教得好，数去数来还是称誉郭先生，说他肚子有货，那是真货。
货殖村人，人皆识字，字是土地上最有用的东西，字里有“方寸”，方寸之间，荆棘仿佛成林！
说话间早已挥泪，对不住他哦，拜托时日加倍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