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还没出生的时候，我爸在一个叫做红星林场的水电站上班。

      那时交通还不发达，从老家到林场，要坐汽车，坐船，骑单车，100公里路要走一天。中途会在县城的店里吃一碗肉丸粉，我从没吃过肉丸，以为是我爷爷经常嚼服的用腊封着的牛黄解毒丸，我妈一再说很好吃的，我还是不吃，一半夹给我爸，一半给我妈。

     过东江要坐渡轮，票价2毛，上船之后，有人用竹竿把船撑着走，我爸倚着护栏，我提醒他不要掉江里，船上的人都夸我懂事，小小年纪的我不吭声，但心里很得意。

      岸边有妇女在洗衣服，有两人在合力拧被子，爸爸觉得饶有趣味，指给我看，我们仨一起笑了。现在看见拧被子的，就会回想起来当时的画面，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连那被子被挤出来的水滴都还清清楚楚印在脑海里。

     下了船要骑一段单车，我坐前面的横杠上，我妈坐后面，我爸踩单车，走的是沙土路，车轮前面的沙子随着车子前进好像会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我看得入了神。有时天上一阵轰鸣，我爸说那是飞机在播种，我们停下来看飞机盘旋，山岗上的树一行一行很整齐，我认为那是飞机播的，感觉很神奇。

      红星林场的职工宿舍是一排建在山脚下的平房。进门是一条走廊，并排着十几个房间，我爸住倒数第二间。屋里里可以用电炉做饭，一插上电螺旋似蚊香的线圈就发红。早上我妈把饭煲上，可以再睡一个回笼觉。

      我爸在部队就很擅长射击，那时早上经常挂个气枪出门，总能打着一些鸟回来，吃不完的就用竹签串起来挂在楼顶上晒干。大人说小孩子吃了鸟会变聪明，我一直暗地里认为自己是要比其他小伙伴聪明的。

      宿舍门前有一条水质非常清澈的河，河里有很多田螺。河对岸是发电站的机房，职工的工作之一就是轮流守着里面日夜轰鸣的机器。我爸上班前带个盆到河里捡田螺，上班时放在窗台上，到了下班一看，田螺爬的到处都是，要从玻璃窗上，墙壁上一个一个揪下来。回家用针把螺肉挑出来，用韭菜一起炒着吃。我帮忙挑田螺肉，但老是一不留神就把螺肉扔了，把壳放碗里，惹得爸妈一顿笑。

    宿舍的走廊尽头是楼梯，楼梯下面筑了一个大池子，用来装尿的。因为没有洗手间，各人屋里自备一个夜壶，早上起来倒池子里。现在想来就觉得臭，但那时不觉得。大号得到宿舍外面的半山上解决，挖个大坑，放个大缸，铺两块木板给人踩上去。有一扇蛇皮袋糊的门遮掩，有人在里面听得外面有脚步声就得咳嗽两声，彼此就会意，后来者自觉在外面等。

    那里有两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孩，男的叫小明，女的叫青青。现在想来我们的方言是不太一样的，但当时不知为啥交流起来毫无障碍。我们三个天天 在门前的垃圾坪里拣牙膏罐，大人说积多了可以换钱。我把捡了的罐子放门后面，嘱咐我爸有收杂货的来了要拿去卖。但有一次为了争牙膏罐和小明打起来了，他比我大，我打不过他，被他按到地上，幸好我妈及时出现解救了我。但第二天我们又愉快地一起玩了。

    有时也在茅厕附近的山上玩，果然，小明有一次踩翻了那块木板，掉下去了，弄脏了裤子。远远看见他爸在河对岸赶鸭子，他爸长得又黑又矮小，还很凶，因为怕挨骂，小明不敢告诉他爸，只好自己回家换裤子。

     他住在二楼，每次上楼梯去他家，我都要探头看看楼梯下那个装尿的大池子，看会不会溢出来。

     小青住一楼第三个房间，有一次在她家我指出她抓筷子的方法不对，但她不承认，还要请我妈来裁决，但我忘记了我妈最后怎么解决这场纠纷。

    宿舍对面极远处是很高的山，半山腰有半堵白墙，经常有老鹰站在上面，三个小伙伴要比谁的眼力好，相互问有没有看清老鹰脖子上那撮白色的毛。

     三个人在一起也干过坏事。有一次在看见一棵刚发芽的花生苗，我觉得两片胖胖的子叶特别可爱。小明说他知道有一个地方有大把这种苗。于是带我们来到一片花生地，果然一垄一垄全是这种可爱的小苗，另两个熊孩子兴奋地拔起来，我隐隐觉得不妥，但觉得比我大的小明说的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也跟着拔起来，一人抱着一大把有说有笑地回家。走着走着前面两个小伙伴突然紧张地趴倒在路边的草丛里，把怀里的苗子藏起来，我虽然不解，也有样学样。原来我妈从对面走过来了。事情败露了，我们把别人种的花生全拔了，我才知道闯了祸。

      我们三个都挨了打，我站在门后面的角落里和我的牙膏罐一起边哭边听爸妈在商量，怎么和花生的主人和解。

      那时洗澡要去对岸机房旁边的澡堂，有一位职工的老婆专门负责烧热水，我叫她阿罗姨，头发卷卷的，编成一根辫子，对小孩子很亲切，我很喜欢她。

     有一次我拿着一个大橘子在机房玩，心想着橘子千万不要掉进机器下面的水渠里，正想着，橘子就准确地掉进去了，阿罗姨叫他老公到出水口那里等它出来再捞，橘子果然随水流出来了，我的大橘子失而复得，抱了一整天，但忘记最后有没有剥了吃。

      还有一个瘦瘦的阿刘叔，脸上还是脖子上有一个小肉瘤，总是叫我给他＂背脚＂，就是把脚放别人肩上摇啊摇，大概是封建社会里地主老爷的高级享受，我虽然不知道别人种的花生不能拔，但却知道给别人＂背脚＂是很傻的孩子才干的事，坚决不肯的。

       和我妈说起在林场里的种种，我妈说那是我三四岁的事，惊讶于我竟惊记得那么清楚。她不知道这样的远行对我的人生产生的深远意义。

     那时的爸妈二十多岁，生活还没有向他们露出狰狞，新婚的余温还在，他们的和睦成就了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浓缩成最温暖的回忆。3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温馨的片段被反复忆起，好似人手里把玩的核桃，被打磨得愈加光亮。

     很多年以后，看一部德国电影，《海蒂和爷爷》，海蒂说：＂大家都笑我，因为我想写故事"。

     那位智慧的老奶奶回答："那是因为大家知道的太少，而你看过更大的世界。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有那些东西会让你快乐，就去做，无论别人说什么"

     奶奶那句台词触动了我。我想起老家闭塞的村子里，小学同学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就出门打工。但小时候离家100公里的远行模模糊糊地给了那个稚嫩孩童最雏形的世界观，我有了一个和他们不一样愿景，隐隐地感觉自己还有一条不同的路可以走，要读书，要去更大的世界。而父母在我幼年时给我的满满的爱，是我日后面对所有兵荒马乱的底气和力量。

    后来我上学，弟弟出生。因为职务的调动，爸爸负气离职，我再没有回去过红星林场。

    我爸刚回家的那段时光依然是温馨的，我爸很会讲故事，又很幽默，饭桌上总是欢声笑语。农作的闲暇还能拉上一段小提琴，悠扬的《梁祝》伴随着灶膛里哔啵的温暖炉火。

      再后来为了供姐弟俩读书，爸爸先后下深圳打工，再后来回老家养水产亏本失败，我爸留守，在家带着我和弟弟，我妈去了深圳，日夜在纺线厂劳作。

他们一次次被生活和时代愚弄，家庭的重担和操劳把相爱的人压榨成两个刺猬，也把最坏的脾气都留给了最亲近的家人。他们动不动争吵，甚至打架；爸爸变的暴躁易怒，我和弟弟动辄被骂。这些都成了我青春期的噩梦，以及人格上的暗伤。

我一长大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另组家庭，去追逐自己的幸福。我弟也没有长成他们期待的那么有出息。幸而老三出世，这个长得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的妹妹陪着这两个 失去了青春的男人和女人，是生活给他们的一点补偿和慰籍。

但他们坏掉的脾性已经很难扭转。

前几日打电话，我妈说又被我爸打了。

春耕，因为对田埂的处理有分歧，他们又吵起来，我爸一把把我妈推倒在春寒料峭的泥田里。。。

他们，曾经是我最坚硬的盔甲，如今，却成了我最痛的软肋。

     那个遥远的红星林场，和我的童年一起，留在记忆的深处，再也回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