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蒲松龄的两句自勉联，曾在中学长期霸占我议论文的序言。材料充足，这两句话可以拿来装点门面，故事贫乏，这两句话又可以衍生出两个故事。进可攻退可守，是作文制胜的一大法宝。
卧薪尝胆，人们会想起勾践，至于他干了什么事，大概就是三千越甲吞并吴。但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除了尝胆还喜欢尝些什么，卧薪之余，喜欢雕花实木大床还是席梦思榻榻米，恐怕就鲜有人去了解。
这很正常，被成功励志学主导的中学议论文，只需了解到这个程度。当写到“越国终成春秋五霸”，这个故事也就收尾了。勾践他是真小人还是伪君子，他是尝胆还是尝粪，都不在八百字作文的范围内。
历史把他塑造成一个复杂的人，但我们喜欢把他按励志的角度去解构，把他想成一个正义的人，像那些在采访中四点半就准时起床锻炼的企业家，叫人不佩服都不行。但事实上不服气的人有很多。
他的首席大臣文种不服气，狡兔死走狗烹，他在最危难的时候为越国主持大局，却在功成之后被一把剑赐死。他的上王夫差也不服气，多少人劝他趁早做掉勾践，这个曾经的一国之君，如今低到尘埃里，为了活命，舌头也肯伸进粪桶。他心一软，大手一挥放他回故地，没想到他临阵倒戈，再见面时自己已经被逼入绝境，像极了农夫与蛇的故事。
从此他们一个变成了不知进退的蠢臣，一个变成了骄傲自大的昏君。勾践后来逆袭，灭吴变成了堂而皇之的正义，那是当然，因为只有立于顶点之人才能定义善恶，只有胜者才是正义。
历史对胜者来说是文字的排列组合，野史不足信，演义不可取，那正史就一定客观了吗？中国有隔代修史的传统，所以前朝的末代君主一定具备了某些亡国之君的素质，稍微懒散的被叫作不思朝政，喜欢玩乐的被批语无道荒淫，就连勤奋努力的崇祯皇帝，也恨不得写一篇长文，题目是“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
司马懿辅佐了曹家四代君王，曹丕临终托孤的四大臣之一，他身受重恩，本可以选择做周公辅政。但晋朝篡魏，司马懿被描绘为因狼顾之相被曹操见疑的苦命大臣，为了活命要示弱装病，为了家族利益才起兵谋反。晋书里的司马大帝杀伐决断，平孟达，破公孙，擒王陵，对天下形势的精确把控。驱马挥鞭，出敌之不意，举手投足都是满满的智慧。大事精明，小事也不糊涂，篡权夺魏被描绘的像不得已的命运。
司马家用一次军事上的冒险，换来了往后几千年的话语权。
中国不缺乏为胜利者歌功颂德之徒，但少有人肯为失败者列传。司马迁是一个异类，他为失败者李陵辩护，遭遇了宫刑，写史记，他把霸王项羽列入了本纪。
项羽是极少数，由于司马迁对他的喜欢，被当成了帝王来写。始皇东游，“彼可取而代之”，他描写的这个人身上集合着英雄的不凡，也有普通人难以跨过的欲念。人的特点就在于无法定义的复杂性。
小时候看电视剧，总觉得电视里演的蒋介石是袤贼，是罪人。但年龄渐长，发现蒋公一生自律，年轻时信奉阳明心学，晚年追随妻子成为了基督徒，每天都会坚持写一篇日记。再读他的日记，好多次，他总是在开头告诫自己遇人事要克制，一边又忍不住大骂娘希匹，看着好笑却觉得很真实。
回想偏见是怎样产生的，就像姜文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所讲：“只能说你不懂，不能说你没看见”。好多东西过去我不懂，现在也不能说明白。对那些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我不谈，但看见也是一种力量，要学会铭记。
明天的太阳照常会升起，他们当然希望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但我们还可以记住鸿爪雪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