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房琯之三：相撞

肃宗收拾房琯，显得格外心慈手软，甚至有些偏袒有加：仅仅罢去房琯宰相，贬为太子少师，担任散官。后来，房琯随唐肃宗返回长安，又加金紫光禄大夫，进封清河郡公。

但房琯不思悔改，不顾惜圣上的美意，常称病不去上朝，却在家中招纳宾客，以致宾客盈门。同时，房琯的亲党在朝中大肆宣扬：“房琯文武全才，应受重用。”唐肃宗非常反感。758年（乾元元年）六月，唐肃宗历数房琯罪责，将他贬为邠州刺史。

但杜甫不干了，他像打了鸡血，两眼喷火地咆哮了！他连夜给肃宗皇帝上奏章，大肆渲染房琯的高风亮节，风度气派，历数朝廷和皇帝的是是非非。其中既有“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之语，甚至又有“不为尧舜，当为桀纣”这样诽谤肃宗的句子。

至于杜甫为什么这么冲动，不惜冒犯天颜救房琯，学界各有独见。冯至先生《杜甫传》这样评：

杜甫只看到房琯少年时享有盛名，晚年成为"醇儒"，每每谈到国家的灾难，就义形于色，而没有看到房琯不切实际的工作态度，同时又觉得那些攻击房琯的人行径更为卑污，于是他就执行拾遗的职权，不顾生死，上疏援救房琯。

又有人提出看似云遮雾罩的说法：

肃宗罢免房琯宰相，张镐、杜甫疏救房琯，以及张镐、韦陟疏救杜甫一案，其背景实关系到玄肃二帝之间的皇权之争，以及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间的斗争。

但笔者个人认为,评论杜甫“疏救房琯”，一定要弄清几个基本事实，这样才能了解杜甫真正的心态。

第一，是不是因为所谓的“布衣之交”的私情蒙住了杜甫的眼睛？答案是否定的。

杜甫对房琯，也是“呼唤人的和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应答（《徳伯家的苔丝》）”，当年陆

浑山拜见隐居的房琯，完全是处于对房琯的敬仰。杜甫投奔肃宗的时候，房琯已经深陷各种漩涡，对杜甫基本无暇顾及，更谈不上眷顾提携，史料上也查不到任何帮助杜甫的星星点点。新旧唐书所谓二人“布衣之交”的美言，不知道是为杜甫“疏救房琯”找注脚，还是还是为了渲染才子们的风流。我常常卑陋地认为：史学家们出于美好的善念撰写的“布衣之交”的佳话，不知道掩盖了多少令人窘迫的尴尬和苦涩。

因此，杜甫疏救房琯，不是出于私情，只是出于対房琯才学和人品的认可，甚至对房琯风度气派的崇拜。

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窃见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康济元元。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琯之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况画一保泰，其素所蓄积者已。”

这段话是对我们的结论的最好说明。

第二，为什么上疏中还要攻击皇帝和朝廷？

攻击皇帝好理解。为什么？皇帝下的诏令。攻击朝臣颇耐人寻味。当时，在房琯事件中

出现的朝廷重臣，基本有这几人：时任谏议大夫、后接任房琯做宰相的张镐，他首先出面救房琯，杜甫肯定对他感恩戴德；上面提到的贺兰进明，这个人行径无耻，天下百姓未必知晓，但作为左拾遗，虽然品位低下，却接近中枢，杜甫一定会风闻。即便他诋毁房琯是密奏皇帝，但隔墙有耳，恐怕也会传扬开来；第三个是刑部尚书颜真卿。

颜真卿跟杜甫的恩怨情仇，我们下面仍有单独章节讨论。此处只想强调一点：杜甫认为颜真卿是把房琯推向深渊的帮凶。杜甫《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有“小臣用权”、“贬官厌路，谗口到骨”的句子，也是很好的注脚。

也就是说，杜甫诋毁皇帝是假，责骂朝臣是真，肃宗只不过躺枪而已。

肃宗怒了，肃宗令将杜甫发三司问罪，已经动了杀机。

《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御史台》侍御史条：“其事有大者，则诏下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按之，亦谓此为三司推事。”我们敬爱的大诗人杜甫，获得了大唐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人受“三司会审”的荣耀。

御史大夫韦陟、大理寺卿崔光远、刑部尚书颜真卿颜真卿审讯杜甫。颜真卿从山东回朝，起初担任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后不兼职，看来是韦陟接任了御史大夫；据史料载，大理寺卿崔光远由颜真卿提携上来，有“颜氏门生”的说法。由此看来，真正的“三司会审”，无论是从声望地位，还是资历情感方面讲，韦陟、崔光远得看颜真卿的脸色。颜真卿掌握着杜甫的生死！

一个是书法艺术的高峰，一个是诗歌艺术的高峰。此时，两座高峰跨越出身、地位、才艺等等的差别，撞到了一起，我们没看到鲜花美酒和地毯，也没有看到亲切交谈和握手，我们只听到两座山峰相撞的巨大轰鸣，这个声音响彻千年……

在历史上，类似的相撞还很多，比如李白和高适，王安石和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