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跨越77年的中威船案”、“2.34亿元的巨额赔款”……当这些关键词涌现眼前，我同所有出生在和平年代的90后一样，本能的，对如是遥远的炮火硝烟兴趣寥寥。
直到一年前，身在上海的陈经纬先生通过网络联系上我，故事主人公——中国船王陈顺通不折不扣的“宁波帮”身份，才让我有了追踪此事长达一年多的耐心。由于先前媒体对这位“船王”的报道与事实多有出入，诸多细节，我只能一一核实，所以写的很慢，还望大家见谅。
77年的对日索赔实录、巨额赔款背后的家族遗产争夺……在记录这些故事之前，我最想写的，却是这艘停在宁波甬江入海口，永不沉没的“太平轮”。
作者：龚晶晶
2017年3月24日，雨，许是清明临近，回乡祭扫的客人又多了不少，宁波南苑饭店显得格外热闹。寂静的长廊尽头，2119号房门缓缓开启，屋内那位白发苍苍身着灰色线衫的老者，就是我此行拜访的对象——陈顺通的三子、陈经纬的父亲陈乾康。
“1897年丙申年腊月，爹爹出生在鄞县云龙镇冠英村，离开宁波时，才只有14岁。他说那是一个飘着大雪的冬天，阿娘（奶奶）在东钱湖给人洗衣服，满手的冻疮都化了脓，他看着心疼，暗暗发誓，一定要发达，让她过上好日子。”许是想起已故多年的父亲，才说了个开头，老人便已是泪流满面，再难言语。陈经纬接过父亲的话茬，接下说，“到了上海，我爷爷就在十六浦码头做学徒，当时就住在太平里那个简陋的小弄堂里，所以后来，咱家的第一艘船，就叫太平轮。”
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忆定盘路(现江苏路)上，有一幢赫赫有名的花园洋房。
行至弄堂口，还未瞅见那片漂亮的琉璃瓦，拐角处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便映入眼帘。当地人都知道这就是传闻中的“船王”陈家。小时候，陈乾康最喜欢趴在二楼那条长长的玻璃走廊上，因为站在那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头的人来人往，但在外面的人看来，不过是一道闪亮的玻璃，反衬得里头那个显赫的家族，越发神秘。
1936年，他们举家搬去了福熙路（现延安中路）四明村，同著名诗人徐志摩和陆小曼做起了邻居，并同时在金神父村买了地，打算造7幢花园洋房分给子女。可惜，随着抗战的爆发不了了之。
据说，陈家除了有专门的厨师、花匠、裁缝以外，7个孩子还都有各自的奶妈和保姆。家中的古玩字画更是不计其数。
但熟悉陈顺通的人都知道，他一向把钱看的很淡，十余年间，从一个食不果腹的小伙计到名震上海的中国船王，“陈顺通”三个字对上海滩而言，就是一个传奇。
在陈乾康的印象中，父亲很是清瘦，总穿一身黑色长衫，遇上婚丧的场合便再着一件马褂。一年四季都有穿布鞋、戴帽子的习惯。天热了，手上总使着一把折扇，最常用的，便是昔日国民党主席张静江先生提字的那把。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许是因为下雨，笼罩在水色里的三江口，比往常多了些许沧桑。老人立于窗前，指了指楼下静默的奉化江，叹道，父亲就是从这里扬帆北上，独闯十里洋场。
现年82岁的陈乾康是陈顺通最小的儿子， 1949年11月14日陈顺通病逝于上海寓所时，他才年仅14岁。直到“船王”故去多年以后，子女们才从史料中一点一点拼凑出当年种种。
1926年《申报》上的一则报道引发商界瞩目：“浙江南浔巨贾出资成立国民航运公司，聘请沪上航运专才陈顺通。”而这“浙江南浔巨贾”指的便是当时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
原来，陈顺通从宁波来到上海不久，便考入日本一家日清轮船公司，20多岁已从伙计晋升为经理，常年往返于大连和上海之间。时间久了，他注意到有位常来坐船的先生，腿脚不便，便经常搀扶，颇为照顾，有时还会安排他到自己的公务舱休息。
谁曾想，这位看上去再寻常不过的乘客，竟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张静江。
1926年，张静江的国民行业公司东丰轮，在广州洋面与日本船只发生碰撞，并被日方扣留。张物色许久，认为这个与自己有缘的年轻人，或许就是与日方交涉的最佳人选。他给陈顺通开了一张支票用以赔偿或打点，并表示若有剩余，皆归其所有。
没想到，陈与日方交涉后，不仅没花一分钱就成功拿回了船只，更将那张支票物归原主。他的胆识与大义深得张静江赏识。随后，陈顺通化名陈义，开始为国民革命军运输军火和人员，并负责国民航运公司的运作。
北伐胜利后，张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任命陈顺通为浙江建设厅厅长兼内河招商局局长，一时间，家中更是车马盈门，宾客不断。但风光背后，官场的步步惊心却让陈顺通心生倦意。
1930年7月，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被暗杀，陈顺通深受触动，决心弃官从商。张静江得知后，欲将当年那艘东丰轮无偿赠与，陈却坚持不收。最终，两人达成协议，按照市价的50%进行购买，船款两年后付清。
在上海地方志的记载中：1930年9月1日，东丰轮更名为太平轮，陈顺通于上海四川路创立个人独资的中威轮船公司，注册资金30万银圆。
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陈家的航海业可谓“如日中天”。1936年，中威轮船公司已拥有“太平轮”、“源长轮”、“顺丰轮”、“新太平轮”四艘大型江海运输船，成为中国四大航运企业之一。陈顺通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船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项战时特别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征召大型船舶自沉于全国重要江海口，以堵塞航道，防止日军从水路发动进攻
此时，陈顺通抗战前租借给日本公司的“顺丰轮”“新太平轮”已被日方无理扣留。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将仅有的“源长轮（3360吨）”、“太平轮（3550吨）”，交由政府，用于抗战。
“这两艘船是爹爹全部的家当，自沉轮船等于毁掉了自己的事业。但爹爹说，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紧密相连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只有国强才能民安，才能不遭外侮。”
1937年8月12日， “源长轮”和其他22艘商船、12艘舰艇、8艘趸船、185艘民用船只，共计63800多吨，一起作为军事防御工事自沉于江阴要塞。阻遏了日军准备沿江西上的企图，为中国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大后方转移赢得了时间。
随着我国一些重要港口的失守，宁波镇海口的战略位置显得越发突出：它成了抗战时期中国主要的海上对外通道，许多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都由英法控制，从上海租界下船运至镇海口，然后用小船运载，通过陆路进入金华等地，最后送至抗战前线。
除此之外，镇海口扼甬江入海口，是“两浙咽喉”之地，一旦失守，日军便可沿水路长驱直入，后果不堪设想。
1938年新年过后，载着船王对故土的无限深情，陈顺通的最后一艘船——“太平轮”第一次出现在镇海码头，它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在必要时自沉封港、保卫宁波！
当时，上海出版的一本杂志，曾详细描述了“太平轮”在等待自沉命令下达前的情景：“招宝山下那轮船出入口处，来来往往的轮船，多得像梭鱼一样穿进穿出。然而，靠船的码头那面，始终停泊着一艘庞大的轮船……”
而对“船王”一家来说，痛苦的拉锯战才刚刚开始。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陈家时不时会收到“时刻准备自沉”的电报，一会说要自沉，一会又不自沉，各路消息真伪难辨，起起伏伏的煎熬中，陈顺通的母亲撒手人寰
1939年6月，企图登陆镇海的日军，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轰炸。从6月23日至25日的三天里，日机连续出动51架次，投弹300余枚，镇海城遭到严重破坏，防卫任务也紧张起来。
6月27日，太平轮船长先后收到了两封电报：第一封是指令立即沉没“太平轮”。另一封由船主陈顺通从上海发出，他在电报中指令船长，沉船时必须挂好国旗，同时务必将“太平轮”的船首指向他家乡的方向。
6月28日，晚上8点。茫茫的夜色中，“太平轮”启航了，镇海城里的百姓闻讯后赶到码头默默为其送行。
“太平轮”出港后绕了一个圈，像是作着最后的告别，然后慢慢地开到了甬江口主船道上，船首徐徐指向南方，对着的正是冠英庄方向。
一声汽笛划破长空，船长和其他船员离开了他们日夜相伴的“太平轮”。
燥热的江风里，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一股浓烟冒出，“太平轮”摇晃了一下，缓缓沉入江中……
“在许多人的眷恋里，在许多人的悲叹里，在许多人的忿恨里，太平轮终于沉下了。”1939年6月28日的报纸上，这段文字，不知刺痛了多少人的眼睛。
“我还记得消息从宁波传回上海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坐在书房里，爹爹看着祖母的遗像，沉默着，却红了眼睛。姆妈抹了抹眼泪，轻轻叹了声，我家是伤在日本人手里了。这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老人说到动情处，眼泪便下来了，摇了摇头，连连说着，“不容易啊，我爹爹不容易……”
陈顺通没有船了，中威公司的海运业务全面停止。
上海沦陷后，日军开始物色傀儡。会说日语，在抗战前还和日本航运业及商界有来往的陈顺通成为首选。当时日军特务和汪伪政府曾多次上门，希望他与日本合作主持上海的航运业。但每一次陈顺通都是严词拒绝。
“如果有一天，我外出不能回来，就是不肯为日本人做事而遭不测。”他曾经这样对妻儿说。
陈乾康告诉我，郁郁而终的祖母迟迟没能下葬。父亲大哭一场后，便将尸体安放到了宁波老家，说，等到抗战胜利后，再为祖母风光大葬。“爹爹教导我们，国家民族危难之时，作为中国人，所作所为首先要对得起祖国；其次要无愧于先辈；还有就是要让子孙后代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天终于亮了！”父亲说这话时的神情，直到70多年后，陈乾康还记得分明。有天，他放学回家，就被父亲叫去了书房。只见陈顺通将一枚航运业抗战有功人员的奖章放在父母遗像前，让他一同跪下，焚香祭告说，“父母在上，抗战这八年也是儿子苦守的八年，今天这奖章就是国家对我的认可。”
那个记忆中叱咤风云的“船王”仿佛又回来了。陈顺通开办了生大和记钱庄，出任董事长。并使之成为上海滩可实现通兑的四大钱庄之一。他还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回乡为母亲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据村里年纪大的乡亲回忆，当时蒋介石还送来了一块写着“教子有方”的牌匾。
八年坚守，终得扬眉吐气。
“爹爹常说，我们陈家有四艘船，为抗日自沉的两艘他不可惜，但被日本人拿走的顺丰轮、新太平轮，他是一定要要回来的。”自此，陈氏家族两代人，开始走上长达77年的对日索赔之路……而这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以及后来巨额赔款背后的家族遗产争夺，又都是后话了。
“我爹爹就安葬在冠英庄村后的小山上，这是他的心愿。”又到一年清明时，此番，陈乾康就是带着儿子陈经纬回乡祭扫。
“那艘太平轮，从北伐到抗战，再到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路跟着我爹爹，最后也沉在了宁波。但在我们这些后人心里，这艘太平轮永不沉没。我们很幸运地看到了，那个爹爹盼了一辈子的统一强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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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日期：2017-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