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16岁的梁启超到广州参加乡试，结果是一举中的，榜列第八名举人。
主考官李端棻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才华，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了他。这不只是官场中的一段佳话，对梁启超来说，也是十分荣耀的一件事。
李蕙仙大家闺秀举止端庄、知书达理。她出身名门，父亲李朝仪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为官，最高做到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她是父亲极其宠爱的女儿，在京城最优越的环境养尊处优当大小姐，受到最好的教育。
蕙仙比启超年长4岁，但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李蕙仙知书识礼，当时梁家很穷，李蕙仙一点儿没嫌弃，是一个特别贤惠的妻子，梁家也非常喜欢她。
婚后梁启超偕同夫人李氏南归故里。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
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蕙仙很不适应，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蕙仙大两岁，李蕙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梁启超一生奔走于国事，或忙于著述立说，或忙于四处演讲，与夫人聚少离多，难得有时间顾及家庭。作为妻子，李蕙仙十分理解丈夫，主动承担了家庭的重任，成为梁启超的好帮手。
在事业方面，李蕙仙也竭尽全力支持丈夫，梁启超早年因“家贫无书可读”，李蕙仙便将嫁妆卖了为他购的一套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
梁启超生于广东，官话说不好，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噪京华，与康有为并称，光绪帝久闻其名。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结果，只赏了个小小的六品衔。
李蕙仙自幼长在京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便充当了梁启超的老师，教他学习官话。梁启超曾毫不掩饰地说：“我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全国。”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以十万两银子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及其家人，面对此李蕙仙毫不畏惧，“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率全家老小避难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
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此时李蕙仙便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静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
在梁家，梁启超是一位慈父，李夫人就是一位严母，不仅佣人和孩子都很怕她，就是梁启超，似乎也要让她几分。当时外间便有“梁启超怕太太”的传言。
1899年12月20日，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由日本横滨乘船，赴美国檀香山。他此行是受保皇派委托，为“武装勤王”筹款，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当时，梁启超在檀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
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过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唯有先生......"
思来想去他居然给老婆写了这么一封真诚的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久不能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不知蕙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
聪明的何惠珍把这个皮球又踢了回去，说准备将此事通报给他的父亲。梁启超在收到妻子六月十二日复信之后，于六月三十日又给妻子写了一封信。
梁启超说：“得六月十二日复书，为之大惊。”为什么大惊呢？因为梁的行为很可能破坏他们夫妻的关系，这是梁启超最为担心的。
他要妻子相信，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没有时间再想何蕙珍，对她，也是“非不欲相思，但可惜无此暇日耳”，他的这段经历，“亦发乎情，止乎礼而已”。
此后不久，李惠仙把自己的陪嫁丫鬟“来喜”，后来取名王桂荃的女子，给梁启超做妾。
对于夫人为他所做的一切，梁启超感激不尽，认为他俩是“美满婚姻，百年相爱”。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乳癌去世。梁启超悲痛欲绝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千古名文——《祭梁夫人文》。
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今我失君，双影彷徨。”
李蕙仙自23岁嫁给梁启超，至56岁病逝，33年间，“仰事父母，俯育儿女”，尽心尽责，任劳任怨，成为梁启超的贤内助，事业上的好帮手，被梁启超称为“闺中良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