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伦拜恩的保龄”到“华氏911”，麦克摩尔做了大量纪录片的工作来让世界了解事件背后的真相。虽然发生在科伦拜恩高中的悲剧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穿着肥胖裤子、胡子拉茬的男人四处奔走，倔强地非要证明自己的逻辑，我也不禁被打动，开始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对这场悲剧追本溯源，追逐脑海中闪现的花火。的确，也有人置疑摩尔纪录片由于运用技巧而造成的真实性的偏差和他作品的政治动机，但正如《夏洛特观察》的劳伦斯托普曼评价，科伦拜恩的保龄是引人深思的影片；Luke Y. Thompson, DALLAS OBSERVER评论说这部影片的价值是验证了美国的枪支暴力与美国的恐惧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那么美国的恐惧文化究竟是什么，从何而来？这不仅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对于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设计师，同样也值得反思。从科伦拜恩到红湖高中，再到今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一系列事件所反映的除了暴力文化流行，社会竞争加剧，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也反映了传统社区价值观的崩溃与解体。
摩尔电影中的屠杀悲剧发生在1999年4月20日，星期二的早晨。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叫Littleton的小镇的中级班，年仅十八的Eric Harris和年仅十七的Dylan Klebold开始在科伦拜恩中学的走廊里微笑着用枪扫射他们的同学和老师。这场惨剧结束了他们的后半生，也夺走了十三条生命，同时还有二十五人受伤。我们至今也不知道这两个孩子的动机是什么。这个事件震惊了美国和世界，摩尔也被激发想拍摄“科伦拜恩的保龄”来探讨美国的枪支控制、种族主义和恐惧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作为国家来福枪协会持照成员的他却毫不犹豫地把矛头指向了NRA（国家来福枪协会）的会长及他的拥护者。但当他后来对比了美国与加拿大持枪比率及枪支犯罪数量的统计数据后，他发现加拿大的枪支持有率虽高于美国，但即使考虑了两国人数的不同，加拿大因枪支犯罪的比率也远远低于美国。他在影片中举的两个例子，一是：地理环境上与底特律相对峙的加拿大城市Windson，两年里只有一起凶杀案，而且，还是从对面底特律跑来的美国人干的好事；二是：在多伦多大城里的居民，不管人在不在家，从不锁门的！摩尔以身作则，决定亲自感受一下加拿大的社区，当摩尔直接穿过人家的后院跑去开门的时候，发现门果然没有上锁。主人面对摄像机除了略带尴尬，还是很快就恢复了他的热情，和摩尔攀谈起来。摩尔本来还准备面对指向他的手枪，因为这种闯入私宅的行为有可能引起主人用枪支进行正当防卫，临走前摩尔说：“Thank you for not shooting me。”这一切促使麦克摩尔意识到枪支拥有也许并不意味着是导致暴力的主要原因。
当摩尔在努力寻找校园枪击案背后的原因时，作为城市设计者的我们，也不得不深刻思考问题的症结所在，更确切地说，是美国的社区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人们在自己的社区感到如此不安和恐惧？在中国，人们晚上出门散步、吃饭、逛街购物、休闲娱乐。。。这一切可以就发生在步行所能达到的生活区域里，范围在一百英尺至数百英尺内。以我在国内的社区为例，在一千英尺的距离内，可以到达健身房，游泳池，大型超市，一所大学，两所中学，一个公园。学生们可以步行或骑车上学，大人们可以步行去超市购物，老人可以晨练和散步。。。因为从他们公寓到商店或者学校的几百英尺范围内，有他们熟识的邻居、小区物业管理员、保安、经常光顾的饭馆、各种小型商业设施以及其他一些常常见到但未必知道姓名的熟悉面孔。他们知道通往那里的路上是安全的，人们是友善的。在此，我无意比较中美城市安全程度，仅仅是对比社区结构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作用。
然而，在美国的生活方式却完全不同。我常常听到从国外初到美国的人说初到这里的感觉是“Brain Wash”洗脑。特别是洛杉矶，这个美国的第二大城市居然被人叫做“黑白城市”。因为在白天，成千上万的汽车在链接八十多个小城的高速路上飞奔或者在高峰时间缓慢爬行，从市中心到郊区多少如此。即使是在城市中心或办公区，见到的也只是匆忙走过的上班一族。但一到晚上，人们便钻进自己的汽车，日复一日地在家与工作地之间奔走。市中心的喧嚣便瞬间消失了，商店纷纷关门，人行道上只有不多的略带不安匆匆行走的人。好莱坞电影中如水银泻地般明亮炫目的市中心，等你走近时，却是充斥着幽暗，不安和犯罪的气息。林立的高层建筑之间的广场、公园，这时已然成了无家可归者的乐土。中高收入的人们搬到价钱和生活品质更高的海滨或郊区居住，如此循环往复，城市中心更是只留下低收入，难以承担过高房价和汽油消耗的居民。我的学校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就位于被逐渐腾空的南洛杉矶市区，这里的居民以收入较低的黑人、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人为主。距离学校不远的第七街，第八街，更是以黑帮枪战、毒品交易和色情场所而臭名昭著。
在竭力寻找各种暴力根源的可能后，在摩尔的电影中，经过各种国内国外的采访，他逐渐开始暗示，美国的恐惧文化，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开始演变为更多枪支暴力的催化剂。美国人害怕了，他们封闭社区，晚上紧锁大门，将枪放在枕下，因为只有确信弹药齐备才能使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恐惧使他们神经紧张，更多地倾向以暴力解决问题。这已经是在充斥着关于暴力的晚间新闻和各种“警察”真人秀的媒体恫吓后无可救药的社会顽疾。此外，美国社会传统社区价值观的解体也是导致枪击案发生的重要原因。过去，人们多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社区内，人际往来频繁，大家都有归属感。而现在人员流动性剧增，搬离故土者不得不面对一个陌生环境，因此产生的疏离感与孤独感如果不能释放，很容易对新环境产生敌意。
在我踏上美国土地的第一天晚上，我便从一个南加州大学学生那里听到了一起枪支暴力事件，他本人就是受害者。两个黑人在他所住的公寓门外对他进行了抢劫并用枪托将他打晕在地。后来我又听说过一个印度学生的车门被子弹打穿，黑人抢劫骑车学生等等事件。甚至我还没有开始使用现代媒体如电视、互联网，像我这样新来的人，已经开始变得惊恐、戒备起来。所以，媒体固然过于狂热于报道暴力事件，但任何一个普通人即使没有强势媒体的渲染，当他得知暴力事件充斥在他周围时，他的自然反应也会尽可能保护自己和家人。我就曾经听到一个非美国人说，如果美国人和外国人枪支拥有条例平等的话，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支枪放在床边，以备万一。
正如摩尔开始向更深的殖民者残害印第安人、种族主义及后来的洛杉矶黑人暴乱探究枪支暴力的根源一样，James Howard Kunstler在他的著作《The Geography of Nowhere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merica’s Man-Made Landscape》中开始从历史的角度诊断美国现代城市的症结所在，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恐惧的根源。首先，美国的诞生就是不同寻常的。1620年的冬天，带着寻找圣经中新世界的梦想，一群清教徒坐着“五月花”号登上了Plymouth港。“到达这个北美荒蛮海岸的清教徒们一定在不时怀疑，他们是到了他们想到的伊甸园，还是魔鬼的荒岛”。他们所面对的不是水源丰足的土地，结满果实的树木，而是无尽的寒冷荒原，还有他们想象中未曾有过野兽。那时，人们彼此之间对于犯罪的恐惧还不存在，他们甚至也没有害怕未开化却帮助他们在寒冬后幸存下来的当地土著。唯一的恐惧只是人们难以抗衡的恶劣自然环境。那时的城镇规划也简单，小的住宅围绕着中心会议处――教堂。为了生存下去，人们互相之间关系紧密，同时法律规定居民不能在离教堂半英里之外建房居住。这可能也是美国早期城镇规划条例雏形。
后来，在十七世纪末，因为更多欧洲人的拥入，城镇也开始发生变化。更多小镇兴建，城镇之间的联系增多，贸易也逐渐频繁，原来的限制住宅与教堂之间距离的法律也渐渐过时了。在南方，如Chesapeake Bay，更多的独立居住者出现了。大量的拥入者都是想来这里爆发致富的男人，他们并不愿留下安家，而是种植烟草等高回报的作物，想在耗尽土地资源、赚到钱之后回英国享受奢华的后半生。David Hawke形容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礼貌和道德已经沦丧了”。另外，为了鼓励殖民者，更多的法律被制订来保护私有土地。土地拥有者并非想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而只是想在这片土地上得到更多回报。在这本书第二章结尾，James总结说早期北美殖民政策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城市：美国拥有最宽容的法律给个人足够的自由对自己的财产作决定，但这也同时剥夺了人们对社会的支持和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热情，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成为了后来诸多问题的根源。
比如在我拜访过的洛杉矶、旧金山和圣芭芭拉郊区，我发现很多住宅展示给外人的就只是一个个小小的信箱。当然以每小时四十到五十英里的车速在那些风景优美、蜿蜒曲折的山间道路上开车，享受那里宁静而清新的空气是非常愉悦的经历。路上经过无数的信箱，却看不到互动的人烟。没有行人贸然出现打扰，只有偶尔车后闪亮的大灯，提醒你不要恋栈风景导致车速过慢。这种经历让我想起电脑游戏“极品飞车”：优美的风景，高质量的道路，没有行人、自行车，你需要做的就是加速，控制方向盘。我不相信这样的环境中邻里之间能互相了解，或者说能了解多少，再加之美国平均五年一次的搬家频率。可以想象，一个人又能空出八小时之外的多少时间在与家人相处外，和邻居分享呢？我不认为他们会放心让自己的孩子独自外出，因为至少在几英里内，常常没有任何商业和娱乐设施。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有所担心和恐惧，因为在这些城市边缘，犯罪也许离他们并不遥远，因为美国人性格的独立，他们当然更愿意用自己手中的枪支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侵害。
除此之外，从上个世纪使用至今的规划条例也造就了今天城市的诸多问题。条例规定，在主要街道之间的次要街道不能修建商业建筑，居住建筑不能作为商业建筑使用，商业建筑只能用于经商，功能不能混杂。所以以南洛杉矶为例，虽然这里人口稠密，但安全状况却比郊区更为糟糕。在任何一条主要道路之间一英里长的街道上，不会有商店，饭馆，酒吧向路人敞开大门。走在这样的街上，你很少碰见行人，更不用说熟悉的面孔。见到的更多是栅栏，高大的灌木，紧闭的门窗，过多的搜寻只是徒劳的。街道形成的空间只是一条长长的封闭走廊，没有开放给居民可以经常光顾的空间。人们日常去的只有几英里外的超级市场。但在那里，一样不能给人一点熟识的感觉，人们只是匆匆完成购物的任务便很快离去。所以，没有了熟悉面孔，在一个即使你生活了很久的街区也很难找到安全感，在没有公众目光监控的街区，犯罪也更猖狂地滋生。
但这里唯一的例外，与规范条例背道而驰的是，Figueroa Blvd和Hoover Street之间的23街。这条街道本应该只作住宅用途，却有一家商店“Lee’s Liquor”，买车前，我常常光顾这家邻近的商店买水和食品。我还曾经疑惑为什么这个墨西哥人经营的商店却有亚洲人的店名。上学期期末，当我乘坐校车时听说了这个商店的来历，司机Francisco告诉我这是由一个好心的中国女孩开的，但她因为结婚离开这里变卖给现在的老板。但现在这家店却因为违反条例要被拆除，周围三十多个居民纷纷签名抗议，因为它给他们带来很多方便。我也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希望这条陌生的街道保留自己的故事，有个小小的地方让年老的人们可以驻足，让年幼的孩童可以嬉戏，让行色匆匆的人们邂逅他们的邻居，因为缩小了的尺度感可以让城市中的恐惧远离。由于人们情感的投射，一座平凡的建筑被轻易提升到有灵性的位置。
是啊，清教徒梦中的世界找到了，流着奶和蜜的美国被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了，但是，城市中人们恐惧的对象却改变了吗？人们恐惧什么？人们因何恐惧？什么可以使恐惧远离？这不仅是社会学和心理学问题，也是规划者和设计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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