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了梁启超的《王安石传》，良多感慨。原来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无奈。
了解一个人先要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王安石所处的宋代自是出了名的积贫积弱。因为在宋太祖黄袍加身的那一刻，这个时代的君王就不可能放任兵权于他人之手，否则会不会有另外几个黄袍加身的故事呢？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作为皇帝，更是深谙其道。因此宋朝是文人的天下，武将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兵不强马不壮，国家对于外敌毫无还手之力，赔款谄媚以换来片刻的安娱，然后文人大笔一挥，好一个盛世安稳!正如把茅草盖在火上，人毫无压力地躺了上去，只要看不到灼人的火光，就没有葬身火场的危险。这究竟是真无远见，还是他们自欺欺人，甘做假寐之人呢？没有强大的兵力去御敌，只能赔款，长此以往，国库如何能承受得起？没有充盈的国库，只能搜刮民膏，流民滥充军队，军需日益匮乏，贫困亦接踵而至。
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宋朝就像一个烂了一个洞的巢穴在风雨中飘摇，而这个洞，越来越大，宋朝也跟着越来越不堪一击。这时夷狄在一旁虎视眈眈，然而这个巢穴里的人，还在醉生梦死……
前面说了，宋朝是文人的天下，文人一多，就不可避免地难以调和。宋朝重文轻武，读书是入仕的唯一途径，读书是好事，可读傻了并不是好事。读书入仕的标准是经史诗词，可是没有致用之学，也不曾设立专门的学舍去提升官员素质，所以文官们治国往往引经据典，不知变通，崇尚大义。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更是他们的信条，因此他们常常迂腐而不自知。尽信书不如无书，可是把一生都贡献在此之上的人并没有这样的自觉，他们把这种习气带到官场上，这样的舆论氛围只允许有一种声音，求同存异？不存在的，政见不同我们就是死敌。而且由于古代对于道德的推崇，让文官们不惜以死换取好的名声，求得流芳百世。因此沽名钓誉之风盛行，但统治者没有办法，看破不说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无人敢道其虚伪，毕竟，这是官场习以为常的潜规则了。
若是像魏征这样的人臣也就算了，偏偏宋朝的文臣大多不是这样的君子，这样的君子往往也长久不了，范仲淹不就是例子吗？忠君为国，提倡变法，根除世族阴翳等措施，但因为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不是被“正直”的官员“义正言辞”地排挤掉了吗？这一过程，不过是短短三个月。而御史们呢，抓住“濮议之争”这种无聊之事，为了宋英宗称其生父“皇考”还是“皇伯”闹得不可开交（宋英宗不是皇室嫡系子孙，宋仁宗因为没有子嗣，旁支过继），却无人关心如何抵御外敌，皇家私事竟是天下第一要紧的事了，何其讽刺？
其实这种情况历朝历代都有，但是宋朝尤甚 这也是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主要原因了，可是无人察觉，或者说，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待到宋神宗王安石支持朝政的时候，习以为常的朝纲受到挑战，满朝官员们会举手赞成吗？当然不会，不仅不赞成，受到挑衅的他们也不会坐以待毙，奋起反击也是迟早的事。所以王安石变法的艰辛，可见一斑了，但是他一个人扛起了大梁，这却足以令人钦佩。
了解完这些，后人也只能叹惜，道一声宋代之殇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