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共治时代》解读

“世人都道他平庸无为。终生困守京城,爱恨不能自主,战战兢兢。谨守皇帝本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殊不知,正是他的万事不自由,才成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时代。”

在位四十二年,他个人身上的传说特别少,就几乎没有下江南这样的事,甚至没出过京城。但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却是一个特别群星璀璨的时代,他让他手下的臣子们大放光彩:“唐宋八大家”里边,有六位是宋朝人,就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全都是在仁宗时代出现的。在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了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也是仁宗时期的大学者。政治界不但有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还有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这些旧党中人,都是从仁宗时期崭露头角的。在科学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当中,有三项都出自仁宗时代,就是我们说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去世以后的哀荣,邵伯温记载说:当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的时候,“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是悲从中来,沉痛地悼念先帝。邵伯温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他走到大山里边,那些人都为皇帝戴孝、痛哭。更让人感动的是,当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辽国告哀之时,发现辽国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就是无论远近,他们都聚在一起难过。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得悉仁宗驾崩以后,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这句话让我很感动,就是辽国的皇帝讲四十二年都没有动过刀枪了,咱们一起和平了这么多年。这就是对仁宗皇帝最高的赞誉。

宋仁宗是典型的垂拱而治的代表。他自己不多事,管得也不多,但是他特别善于调动群臣的能力,使当时宋朝达到了鼎盛。后来宋徽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资本可以挥霍?他可以去做花石纲,他可以去修各种各样的园林,也是因为仁宗的时候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宋仁宗出生于公元1010年,他出生的时候叫赵受益。宋朝的皇子们一旦被选为太子,就会改名为两个字,他在九岁的时候被定为太子,所以改名叫赵祯。关于这个仁宗,我们说他没有任何的传说也是不对的,有一个传说就跟他有关,叫“狸猫换太子”。仁宗在出生的时候,有人传说,说宋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就喜欢光着脚,他只有走上朝堂的时候才穿鞋。只要一下朝堂,他就马上光着脚到处跑,赤脚大仙也是喜欢光着脚跑。还有宋仁宗刚出生的那一天,号哭不已,就是不停地哭、不停地哭。结果皇宫的人没办法,大家说这怎么办,谁能够让这个皇子不要哭了,而且当时真宗就这么一个亲儿子,所以大家都非常紧张,说怎么办,这孩子一直哭个不停。这时候有一个白胡子老头突然出现在皇宫里边,然后走到小皇子的耳边说了一句话,这个小皇子立刻就不哭了。后来大家问老头说的是什么呢?传言说,这个老神仙过来说了一句:“文有文曲,武有武曲。”他的意思是你哭不就是因为害怕吗?你担心自己当不了好皇帝,我告诉你,文官有文曲星,武有武曲星。这个文曲星指的是龙图阁直学士包拯,武曲指的是大将军狄青,当然这都是民间传说了。

刘娥是蜀中人士,当时真宗还是皇子的时候,他特别想认识一个四川的女孩。他听说四川的女孩好看,所以就托人给他介绍一个四川的姑娘。后来就有人给他介绍了刘娥。刘娥当时已经嫁人了,嫁给了一个叫作龚美的人,而且因为她从事的是卖唱这样的工作,所以皇子就把她藏在府里边。后来等真宗登基以后,四十二岁的刘娥被立为皇后,而这个龚美就成了皇后的哥哥,跟皇后住在一起。这是特别奇怪的家庭结构。大娘娘刘娥是特别有政治野心的一个人。为什么她在抚养仁宗皇帝长大的时候,还需要找到杨淑妃来帮忙?就是因为她的注意力不在孩子身上,她的注意力在朝堂之上。她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后来差一点成了武则天一样的人物。

在1022年,也就是乾兴元年二月十九这一天,真宗皇帝驾崩,享年五十五岁。这时候你就看出来刘娥的能力了,其他的大臣、后宫的嫔妃都在哭泣,然后刘娥站出来说:“有日哭在,且听处分。”意思就是有时候给你们哭呢,等以后再哭,现在赶紧了解关于新帝的安排。在大家起草皇帝临终诏书的时候,有一个措辞需要研究。这句话说的是“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皇太后就是指刘皇后,她现在成为皇太后了。这里边最争议的点,就是“权”这个字。 加上“权”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暂时”、“暂且”听皇太后处分,将来这个权力是要还给皇帝的。当时有一些权臣为了巴结刘皇后,就说把这个“权”字去掉,就变成了“军国事兼取皇太后处分”,就有了“一直”的意思,可以始终让皇太后当权。最后起草这个文书的官员坚持,说这个“权”字必须得加上,所以这里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刘太后不愿意还政给仁宗皇帝,发端就在这个地方。之后就进入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皇太后当时用的人,包括王曾、张知白、吕夷简,还有鲁宗道等人。这时候她还要扳倒另外一个宰相,叫曹利用。在丁谓下台了以后,曹利用作为宰相起来了。起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人的修养可能有问题,他太喜欢招摇。比如说,皇帝带着大臣们在花园里钓鱼,钓鱼的时候有一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皇帝如果没有钓到鱼,其他人不能抬竿。你看到那个鱼竿有鱼咬,你也不能抬,因为皇帝还没起竿,这个规则大家都能够接受。结果慢慢地,曹利用觉得自己的地位也很高,皇帝第一个起竿,他就应该第二个起竿,但其他的同僚并不在乎这个。其他人在那儿钓鱼,曹利用就派了一些人围着湖边转,看到哪个大臣准备起竿,那些人就走过去讲一句:“侍中未得鱼,学士竿未可举也。”人家曹利用的鱼还没钓到,你不能举竿。这就惹得朝堂上的人非常不满,觉得这简直是僭越。在宋朝订立澶渊之盟的时候,曹利用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一个大臣,但是他最后依然被贬,然后郁郁而终。这个时候,小皇帝在不断地长大,人们就开始讨论关于归政的事情。皇太后垂帘听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政权还给皇帝了呢?这里边第一个站出来的谏官,就是范仲淹。范仲淹写了一个措辞非常严厉的折子,要求皇太后还政,结果这件事吓坏了晏殊。因为晏殊是推荐范仲淹入阁的人,等于是他的老师。晏殊跟范仲淹讲你有点鲁莽,而范仲淹怎么跟晏殊对答的呢?晏殊找来范仲淹,责备他“狂率邀名”,范仲淹正色地告诉老师,说:“仲淹谬辱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范仲淹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范仲淹说是您举荐了我,我每天担心的就是我自己做错了事,让您的面子受损,没有想到今天竟然以忠直获罪门下——我做了正确的事,竟然会让你觉得担心。范仲淹觉得很不齿,这句话说完以后,晏殊愧不能答。范仲淹接着又上一疏,要求皇太后归政,结果这些上疏全都被皇太后扣留。范仲淹见皇太后不纳谏言,“便乞外放”。就是他说我到外边去当官了,到了山西永济,当了一个叫作河中府任通判的官,就这样走了。宋朝的时候,你发现朝堂之上的这些人,经常是来来去去,在朝堂之上进谏不被纳,他就走掉。或者跟别人吵架,或者有人告他的状,他都会选择走,宁可被外放。要杀掉一个文官,在宋朝是一个极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贬官被贬到很远。这个过程当中,刘娥逐渐显示出了一些端倪,就是她真的很有可能成为武则天这样的人。有时候出行,她问能不能让我的车子走在皇帝的前边,让行辇走在前边。大臣们马上反对,说不行,你是皇太后,你绝对不能够走在皇帝的前面,你应该跟在后边。还有人上疏,说能不能把刘氏的宗庙改成七庙。因为天子七庙,如果你是宗室,大概就是五庙。有人说刘太后现在地位已经比皇帝还高了,所以应该把刘太后家改成七庙。这个也被大臣们反对。这个过程当中,宋仁宗不断地长大,逐渐显示出了仁厚的性格。这里边有一些故事很有意思。仁宗皇帝特别喜欢吃糟淮白鱼,但是禁中有一个规定,叫作“不得取食味于四方”,就是祖宗规定你不能到处去找吃的,这个会给民间造成很多负担。但是他的皇后知道皇帝喜欢吃糟淮白鱼。后来有一天,皇后到了吕夷简家。因为吕夷简的老家就产糟淮白鱼,皇后就问,你们家是在淮上的,能不能够找一些糟淮白鱼,皇帝喜欢吃这个,但是又不好问民间要。吕夷简的夫人说这没问题,然后就找人收拾了十奁。奁就是那种匣子,吕夷简的夫人找了十个匣子的糟淮白鱼,要给皇帝送去。吕夷简一看,说停,送两奁就够了。吕夷简的夫人说,皇帝要吃还怕不够呢,给十奁也不多,你怎么会只给两奁呢?吕夷简这人心思细密,大臣就是想得多。吕夷简说,皇帝连吃都吃不到,咱们这儿随便就送十奁,你不觉得咱们有点过分吗?还有一次皇帝在御花园里面行走,大家发现皇帝“屡回顾”,就是走着走着老回头看。大家也不敢问,也不知道皇帝在看什么。过了一会儿,皇帝回到宫中马上说,快拿熟水来,快给我喝点凉白开。大家说你怎么这么渴,渴成这个样子。皇帝喝完了以后说,我今天一路上想喝水,但是我回头发现,那个负责给我送水喝的人没跟上,没在我后边,所以我看他什么时候跟上。然后大家说,那你就说,我们去把他找来。皇帝说,不能说。为什么?一旦我一说,这个人就要被治罪。你想,你负责给皇帝提供水,跟不上是肯定要被治罪的。仁宗皇帝说,不要给他惹麻烦,所以就算了。这是仁宗皇帝对属下特别体恤。他不愿意杀人,甚至不愿意给手下的人惹麻烦。因此在他没有完全当政、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的这段时间里,他获得了大家很多道德层面的认可。在1032年的时候,宫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叫天圣大火。就是皇宫里面突然着火了,火烧得特别大,差点把皇太后跟宋仁宗烧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皇帝隔着一个帘子跟大家说话,唯独吕夷简不拜。仁宗皇帝很奇怪,说相公为何不拜。吕夷简这时候讲了一句话,说:“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这人心思好细。他说宫廷发生了这样的变故,你得让我看看你的样子。万一你不是皇帝呢?万一你是发动政变的人呢?然后仁宗皇帝马上把帘子打开,吕夷简才下拜。这个大火就引发了人们对于还政的讨论。为什么?有个说法叫作“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本朝是火德,“火失其性”,火都不听话了,就是因为“政失其本”,皇太后该还政了。这时候又引发了一大堆人要求还政的建议,但是刘太后坚决不为所动,就是不还政。在明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这天,李妃去世。这个李妃就是仁宗皇帝的生母。她去世了以后,刘太后希望这件事情不为人知。就是刘太后打算秘不发丧,以宫人的寻常葬礼安葬这个李妃。吕夷简得知消息后,在太后垂帘听政日,留身奏对,说:“闻禁中贵人暴薨,丧礼宜从厚。”他说应该用隆重的葬礼来安葬这个人。太后非常警惕地说,宰相想要干涉后宫中的事吗? 吕夷简说:“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吕夷简说没有内外,我都得管。刘太后怒道:“相公预离间吾母子耶?”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知道李氏是仁宗的亲生母亲。太后说你是想离间我和皇帝吗?吕夷简从容答道:“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从宜厚。”这一句话让刘太后惊起一身冷汗。吕夷简说,你如果对你们刘家的人不在乎的话,就随便处理李氏;你如果还想让刘家人将来能够活得好,这个葬礼一定要从厚。刘太后一点就透,猛然醒悟过来。因为你想,她终究是要走的,一旦她走了,皇帝知道她对他的生母这么糟糕,那刘家人就没法过好日子了。然后太后语气缓和下来,说:“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怎么办呢?吕夷简提醒,说一定要为宸妃治丧。“太后与仁宗皇帝于后苑举哀,百官奉灵车由西华门出,用一品礼,暂葬李宸妃于皇家洪福寺。”李宸妃去世后一年,刘太后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明道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后宾天。太后是直到自己死了才还政给仁宗,所以仁宗在太后在世的时候,一直没有正经管理过朝事,每天只是听朝、学习、跟大家讨论,但是他没有决定权。在刘太后去世之前,她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夙愿:要穿着天子的衣服去拜谒太庙。这件事情在朝堂之上又引起了大量的争论,最后大家决定在天子的冕服上减两章。意思就是天子的冕服上有十几种不同的章纹,虽然减掉两章,但是也满足了刘太后的夙愿,让自己看起来很像一个皇帝,并且去拜谒了太庙。

在仁宗皇帝亲政了以后,有一个举措叫“一日罢七相”。一天之内,包括吕夷简在内的七个宰相全部被罢免。因为你是太后的旧人,我不想用,我想换新人,然后把这些人全部放到外地去当官。然后,仁宗废掉了郭皇后。郭皇后是刘太后给仁宗皇帝钦点的一个皇后,仁宗皇帝对她没感情,也不喜欢她。仁宗皇帝喜欢两个美人,一个姓尚,一个姓杨,但这两个美人特别疯癫。有一次尚美人跟郭皇后在后宫发生了口角,郭皇后伸手就去打那个尚美人,结果尚美人躲在皇帝的身后,这一把打在了皇帝的脖子上,把仁宗皇帝的脖子抓出了几个血印。所以仁宗皇帝特别生气,说一定要废掉这个郭皇后。结果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的一个宰相富弼——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名相了——上疏说,你现在废皇后有两个大罪:第一个叫作不敬父母,第二个叫作有负谏臣。对于我们谏臣提的建议,你根本不听不尊重,同时父母给你定的这个婚事,你说废就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你也要把她废掉。结果大臣们吵得一塌糊涂,这一次让皇帝知道了,朝堂之上并不是他一个人能够随便说了算的。但是仁宗皇帝心意已决,最后还是把郭皇后废掉了。废掉了以后,杨太后,也就是仁宗皇帝三位母亲中尚在人世的那位,她说不行,这个尚美人和杨美人实在太不像话了,还是应该放出宫去,最后把这两个人赶走了,立了曹皇后,曹皇后是将门之后。

所以当时呢,皇帝、台谏官和政府是相互制衡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计,这个设计当然有它的好处,就是大家不能够为所欲为,但这个设计也会有它的问题,你发现所有的人干得都不长久。你看宋朝的宰相就没有干时间特别长的,干着干着只要有人弹劾,只要有人上疏告状,就会自己请辞外放。因为你得有廉耻,廉耻是什么呢?就是有人告你,虽然这个调查还没有开始,甚至还没有任何结果,你都应该自己先辞职,所以很多人经常会被外放。在仁宗皇帝亲政以后,范仲淹就被贬了。蔡襄写了一组诗,叫《四贤一不肖》。他把所有站在范仲淹立场的四个人都颂扬了一遍,包括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和尹洙。这四个人叫“四贤”,全都被贬了。然后“一不肖”是高若讷,因为高若讷站在皇帝的那一边,指责范仲淹。这组诗出来了以后,给后来埋下了一个隐患,就是大家认为他们是一党,叫作党人,这些人是结党营私。

新任参知政事李若谷对仁宗说:“近岁风俗薄恶,专以朋党污善良,盖君子小人各有党,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仁宗这才释了朋党之疑。皇帝最怕官员们抱团,官员们一旦抱团被人告成是朋党,这就是非常大的罪过,要被流放到很远。李若谷对皇帝解释,他说这些好官员在一起干活总得团结,如果大家相处都是像敌人一样,那倒是没有朋党了,但大家也不合作了。所以皇帝就释了朋党之疑,然后下诏诫谕士大夫,不要以朋党相互攻讦。就是不要动不动说别人是朋党,说别人是朋党,导致大家没法团结;没法团结,这个政府就没有行动力。

在1038年的时候,赵元昊叛宋,这是仁宗执政期间一次非常重要的考验。赵元昊是西夏国的国主,被宋朝人封姓为赵。赵元昊在1038年朝贡不至,就是每年到了冬天,大家都要等各地的朝贡,结果西夏没有朝贡,十二月还反叛了。在他开始反叛的时候,宋朝觉得这简直是蚍蜉撼树,你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竟然敢反叛我们大宋,大宋的国力这么强大,而且现在跟辽国的关系也不错,很稳定。所以主战派占了上风,大家说打吧,把它收服了就行了。结果没想到这个赵元昊非常狡猾,善于打仗。一天之内,延州和金明三十六寨全部沦陷。延州就是今天延安,那个地方有金明三十六寨,是重兵把守的一个地方,结果被他一天之内全部攻陷。在战争的初期,宋朝显示出来了武力上的薄弱,经常打不过赵元昊。这时候皇帝任命了韩琦、范仲淹,当韩琦跟范仲淹去值守边关,在陕西开始对付西夏的这些叛军,战争形势就产生了一个大的逆转,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互有胜负。韩琦和范仲淹守边,人称“韩范”。当时塞上有民谣流传,说:“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所以范仲淹打仗还是蛮厉害的。在这个过程中,狄青上场,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武有武曲”的狄青。范仲淹见狄青打了几仗以后,他赞叹道:“此良将才也。”然后将《左传》送给狄青,勉励他多读书,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从此狄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在军中声名鹊起。后来狄青能够出将入相,离不开早年范仲淹对他的悉心栽培,狄青对范仲淹也保持着终生的尊敬。狄青打仗的时候,“每临敌,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披靡无敢挡者”。就是狄青的武艺很高,每次打仗的时候把头发散开,脸上带一个铜面具,然后出入无人之境,这就是边关的战事。就在宋朝跟西夏僵持不下的时候,辽国开始挑事了。辽国一看,你这儿打起来了,乱了,我能不能够乱中获利呢?辽国这时候派了使者来,要求宋朝还给他们关南十县。现在宋朝跟辽国肯定没法打仗,因为西夏那边还没打完,所以他们就派使臣出使。选谁呢?选富弼。富弼在这一次出使中大放光彩,见到了辽兴宗,我们看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富弼拿了仁宗的信函,交给辽兴宗以后,就展开了辩论。他跟辽兴宗讲:“两朝人主,父子继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他说我们都四十年和平了,为什么突然要地呢?辽兴宗就讲你们违约,你打西夏,西夏跟我国是通婚关系,你都没跟我通知就打他们,我觉得这事不对,再加上关南十县原来就是我们的。这是辽兴宗在讲历史上的那些老故事。然后富弼反问他:“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我跟你讲道理讲不通,但是你现在想清楚,如果真的跟我们打的话,你觉得你能不能够必胜?富弼的态度很强硬。辽兴宗承认不能,辽兴宗说的不是不能赢,而是不能保证一定会必胜。后富弼又说:“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 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你看这段话说得多棒。他说如果真的打起来,就算你们打赢了,那么战争期间获得的那些东西,请问是你能够得到,还是你的大臣们能够得到?现在每年宋朝给你这么多岁币,每年给你交这么多的钱、交这么多的布匹,这些东西你只是派一两个使者,到宋朝去一趟就行。这是你得到的,还是大臣得到的?皇帝一听,说,对啊,我现在什么都不用干,每年得这么多岁币。但是一打起仗来,成本都是我的,得利都是他们的。辽兴宗一听觉得有道理,连连点头。因为想打仗的是那些好战派,好战派打起仗来才能够有机会获利,而对于皇帝来讲,打这个仗根本不划算。然后辽兴宗这时候又提出另外一个理由,说:“然寡人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咱不说钱的事,钱的事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想得的是祖宗的故地,那是我们老祖宗的地方。富弼说:“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周世宗复伐取关南,皆异代事也。” 你看这直接说到晋周两代去了。“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乎?”富弼说你如果真的往上倒的话,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因为更早以前那地方是我们的。燕云、关南都是五代遗留的问题,如果契丹直欲想取回关南,那我朝还想收复燕云十六州,如此相争对贵国有什么好处?辽兴宗被问得没法说,接着又讲:“元昊称藩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你去打西夏,不事先告诉我,为什么呢?富弼说:“北朝向伐高丽、黑水,岂尝报南朝乎?”他说你打高丽、打黑水,你跟我们报过吗?这完全是针锋相对。辽兴宗谈了半天,没有一个话题能够占得上上风。后来辽兴宗说,干脆这样,要地不成,咱们通婚吧,你嫁一个公主过来,行不行?他让自己的使臣告诉富弼,说:“帝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结婚可议尔。”辽兴宗提出合亲的要求,富弼连这个都没答应。富弼说:“结婚易以生衅,况夫妇情好难必,人命修短或异,则所托不坚,不若增金帛之便也。”他说结婚这事咱不能强人所难,不能让他们随便结婚,不如给你们钱就得了,而且结婚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后来辽国说,那行吧,那就起草合同吧。在起草这个合同的时候,辽国要求说,宋朝应该写上“献”这个字,意思是这个东西是你献上的。富弼说不可以,咱们是兄弟之国,怎么能用“献”呢?辽国说用“献”不行,那写“纳”也可以。富弼说这个也不行,不然咱就开打,总之是不同意。结果后来,枢密使晏殊为了息事宁人,认为“纳”字亦无伤大雅。朝廷就从晏殊之意,许称“纳”字。这个带“纳”字的是辽国的版本,然后不带“纳”字的是宋朝手里的版本,双方就签订了这个和约。朝廷一再地要提拔富弼,觉得他特别棒,要让他当宰相。富弼说:“增金帛与敌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未暇与敌角,故不敢以死争尔,功于何有,而遽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他还是不接受任命状。你看这话说得多好,他说我这叫什么成功啊,我去那儿给人交了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很丢脸的事,没有任何功劳。我希望皇帝还是应该益修武备,无忘国耻。如果不是西夏那头打仗,我觉得就应该跟他们干一仗。富弼是特别善于做外交的这么一个人。

接下来就是宋夏议和了。在1044年,西夏和宋朝打了这么多年,因为有范仲淹和韩琦在边关守着,又有狄青,所以老占不上便宜,越打越糟糕。因为它本来国力并不强盛,内部也开始出现大量的纷争。在庆历四年十二月初八,宋朝的腊八节,仁宗正式册命元昊为夏国主。就是仁宗重新封元昊为夏国主,更名叫作曩霄。仁宗又赐元昊对衣、黄金带、银鞍勒马、银两万两、绢两万匹、茶三万斤;赐金涂银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国主印”。元昊向宋朝称臣,奉正朔,可自置官属;每岁的元旦、冬至、乾元节遣使来道贺。其实宋朝要的就是这个。宋朝并不是要求你给我提供多少钱。宋朝跟别人办外交,总是宋朝出钱,因为宋朝确实钱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钱出去了还能挣回来,辽国也好、西夏也好,他们有那么多的钱,只要边境一贸易,或者把商队带到宋朝来贸易,钱就能赚回来。贸易之后你发现宋朝的文化发达,所以货物又变成白银,又换回来,所以历史学家认为宋朝进入了一个财政国家的状况。在之前叫武力国家,人们都喜欢用打仗的方式来解决外交冲突。但是到了宋朝,它变成了一个财政国家,用钱来解决、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我把钱给了你,我想办法再挣回来,所以反倒让老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过上好日子。

接下来就进入了庆历新政。在《宋史》当中记载最多的年份,就是庆历三年。庆历三年记载之所以那么多,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这个时候宋朝与辽国结下了新盟,与西夏的战事得到了缓和,同时也因为跟西夏打仗,国家暴露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有一个谏官叫作孙沔,孙沔上书,大骂宰相吕夷简。这个事被吕夷简听到了以后,吕夷简说这是“药石之言”。各位,什么叫作“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从吕夷简这个人身上就能够看出来,他肚量极大。别人骂他骂成这个样子,他说这是药石之言,“但恨闻此迟十年”啊,意思就是我十年前听这个话就好了。吕夷简辞官罢相,罢相以后朝廷任用了大量的新人。富弼因为出使辽国谈判有功,任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仁宗先后又任命了余靖、欧阳修、王素、蔡襄为谏官,谏官有时候真的是无所顾忌。我们讲过《欧阳修传》,《欧阳修传》里说,欧阳修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谏官。谏官是拿着命来干的,皇帝如果不听我的谏言,他是可以跟皇帝拼命的,是可以拉着皇帝的衣袖不放手的,这种人命都豁出去了。余靖为人不施修饰,担任谏官后直言无所顾忌,与仁宗争辩起来,唾沫直喷到皇帝脸上。一日,时方盛暑,仁宗招余靖议事,议毕,入内廷,忍不住发牢骚,说:“被一汗臭汉薰杀,喷唾在吾面上。”就是我被这帮臭男人熏得不行,满脸被喷的都是唾沫。再如谏官王素。王素听说有人给仁宗进献两名绝色女子,马上就跑来问他有没有这回事。然后仁宗反问他,说:“此宫禁事,卿何从知?”这是我们内部的事,你怎么知道?王素说:“臣职在风闻,有之则陛下当改,无之则为妄传。”你怎么能问我从哪儿听来的呢?我的任务就是听风闻,谏官的任务就是听大家的风言风语,然后赶紧来进谏。仁宗笑道:“德用所进女口实有之,在朕左右,亦甚亲近,且留之如何?”他说送来的两个姑娘跟我挺亲近的,你就让我留下来吧。然后王素说:“若在疏远,虽留可也,臣之所论,正恐亲近。”如果你跟这两个女孩疏远,留下来还行,亲近就一定要赶走。然后皇帝哭着把这两个人送走,有人过来报告皇帝说已出东门,皇帝才复动容而起,很难过。皇帝喜欢一个小姑娘都不行,谏官说送走就得送走。仁宗后来又下诏,任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但这两人都没有接受任命。范仲淹说:“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按照宋朝的惯例,宰相确实不能够从谏官这边来入选,台谏官也不得推荐执宰的人选,这样来保持相互的独立性。经过改组以后,庆历新政的政府执政官分别是平章事兼枢密使章得象,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晏殊,枢密使杜衍,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副使王贻勇、韩琦、富弼,其中范仲淹、韩琦、富弼,都是富有生气、以天下为己任的少壮派,平均年龄才四十三岁。杜衍虽然年纪大一点,六十五岁,却是这群新人的坚定支持者。这个时候,庆历新政的风气已经展现出来了。

“开天章阁”。就是皇帝专门把天章阁打开,把所有的大臣们叫到天章阁中来,给他们放好纸笔,问治天下。也就是问大家说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希望大家能够给建议。然后,范仲淹和富弼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回答皇帝提的这个问题。他们写了一个万言书,也就是将近一万字的一篇文章,这就是庆历新政最重要的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核心是什么?改革你的人事制度,一定要让人力资源部门发挥作用。哪些官员干得好,哪些官员干得不好,一定要清清楚楚,要有考评。没有高效的人力资源的管理,整个朝廷都不可能提高效率。这就是我们说庆历新政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其中大部分的建议都被仁宗采纳,在庆历年间开始实施。你看仁宗和徽宗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大家记得我们讲徽宗的时候,徽宗特别喜欢祥瑞,各地进献祥瑞这些东西,徽宗就特别高兴。所以朝廷之上,如果有人说看到了仙人,大家都要跟着一块儿附和。当一个皇帝不懂得实事求是的时候,就会非常地可怕,而仁宗皇帝规定说“诸祥瑞不得进献”,哪个地方的祥瑞都不得进献,咱不提这事。庆历三年十月,因为实施“择官长”这个新法,主持新政的参知政事范仲淹“患诸路监司不才”,想搞清楚各路的官员到底行不行。范仲淹把名册拿来,“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就是他要换人,这人不行,拿红笔一勾勾掉了。旁边的富弼有些顾虑,说道:“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他说你勾这一笔多容易,但这一家人可就倒了大霉了,这一家都要哭啊。范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他说你是担心这一家人哭,还是担心这一路的人哭,哪个事大?然后他将认为不合格的监司全部拔除,可见庆历新政推行之初,堪称雷厉风行,仁宗与范仲淹兴革的决心都很大。但是你知道,宋朝的问题就在于每个人在职的时间都不会太长。只要是干活的人,就肯定会引发大量的矛盾。引发矛盾就有人弹劾你,一弹劾,你又讲廉耻,就要辞职。所以没过多久呢,庆历新政里边的好多人都被贬了。这其中包括岳州的滕宗谅。大家都背过“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就是滕宗谅。滕宗谅因为公使钱案被贬,贬到了岳阳,修缮了岳阳楼,这就是岳阳楼的来历。公使钱案咱不多讲了,实际上就是他没有管好自己手下的这些人,用了公家的钱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宴会。这个宴会其实也是惯例,在别人办来也就无所谓,但因为滕宗谅得罪了很多人,被人举报,结果就被下放到了岳阳,重修了岳阳楼。然后是苏舜钦。苏舜钦因为进奏院案,被流放到了苏州。苏舜钦到苏州也没白去,修了沧浪亭。“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这个著名的沧浪亭就是苏舜钦这次被贬的时候盖起来的。欧阳修因为阿张嫁资案被贬。他被人诬告和自己的外甥女通奸,结果后来查来查去,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但是欧阳修可能占用了他外甥女的一些嫁妆,这个叫作阿张嫁资案。所以欧阳修没脸了,也被贬,贬到了滁洲,有了《醉翁亭记》。庆历三年发动的庆历新政,到了庆历四到五年,这些推行新政的人被贬去了全国各地,就等于庆历新政虎头蛇尾。庆历八年的时候流年不利。首先是发生了贝州兵变,这个叛乱后来很快被平叛。紧接着禁兵发生政变,拿着刀进宫里杀人,一路过来要杀皇帝,杀死了很多的宫人、宫女,外面惨叫声不断,大家吓坏了。皇宫里边的守卫出现了重大的纰漏,四个禁兵竟然差点要了皇帝的命。曹皇后这时候就显示出将门之女的气魄。曹皇后把能够找到的宫人、宫女都叫到皇帝的身边,然后从每人头上剪下来一缕头发,说这就是你们的印记。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你们保护皇帝,我就以此封赏。然后她把这些人送出去,跟那四个禁兵搏斗。外边不断地惨叫,大量的人受伤、被杀,后来这个叛乱被平息,曹皇后在这一次平叛中立下了大功。皇帝非常喜欢的另一个妃子,叫作温成,也在这一天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温成听说有叛军杀向皇帝,她本来在安全的地方,就跑向了宫殿来保护皇帝,所以皇帝非常感动。也是在庆历八年,元昊被刺,也就是西夏的国主赵元昊被他的儿子刺杀。因为那一年真的特别不顺,还加上黄河绝堤等问题,仁宗皇帝决定重开天章阁,还决定不要叫庆历了,改年号,把庆历改为皇祐。这个时候广南又发生叛乱。叛乱了以后叛军竟然势如破竹,接连攻下了南方多座城市。后来朝廷派狄青去平乱,狄青手下有一个战将,这个要顺带提一笔,这个战将叫杨文广。你看我们听《杨家将》都知道杨文广,杨文广并不是杨宗保的儿子,因为没有杨宗保这个人,杨文广就是杨六郎(杨延昭)的儿子。就是这个杨文广跟着狄青去打仗。皇帝把狄青任命为枢密使的时候,所有人都反对。大臣们说不行,不能这样,但也有一派人说,你看这个人功劳这么大,不加封赏我觉得这事说不过去。后来皇帝力排众议,把狄青任命为枢密使。仁宗皇帝宠幸温成,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妃子。因为宠幸温成,他就想提拔她的一个叔叔,叫张尧佐,这就是爱屋及乌。结果张尧佐是一个特别没本事的人,引起了台谏的风波,再次让御史台和谏官开始大量地上疏、弹劾。这里边有一段故事,我觉得对今天特别有借鉴意义,我们要了解一下。有一次坊间流传,说皇帝要把张尧佐提拔成宰相,侍御史彭思永召集同列联名进谏,然后同列认为说这只是坊间传言,不知真假,不如等官家真下了诏书,我辈再进言。你看这彭思永说什么?他说:“宁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则为朝廷之失矣。”你等着皇帝犯错,再谏他就没用了,那已经做错了,所以我们应该在它没有发生的时候去进谏。然后彭思永自己一个人上疏,跟陛下讲,绝对不能够提拔张尧佐,还说“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仁宗皇帝看到这个上疏以后,大怒,仁宗皇帝很少发那么大脾气。仁宗皇帝为什么这次发脾气呢?因为他说我就没有这个想法,这是捕风捉影,所以仁宗震怒,要求彭思永说出信源,问他听谁说的。谏官吴奎却称这一要求不妥,为什么?“御史许风闻”,御史是允许风闻的,“事有非实,朝廷能容容之;不能容,罪之可也。若必穷主名,则后无敢以事告御史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你看,这个逻辑在于,他的确是道听途说,但问题是御史的责任就是道听途说。如果我们今天去查访这个谣言从哪儿来的,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人敢跟御史提供情报,这才是把整个朝廷的耳目闭塞起来。仁宗听劝,不复致诘,就是不再说这事了,只是以弹奏不实为由,罢去了彭思永的御史职务而已,没有再追查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仁宗皇帝那个时候遇到的这些官员很勇敢。我觉得宋朝不杀文官的制度是很有道理的,这样一来周围的人才敢说真话,就算你可以贬我,我宁可被你贬到外地去,我也得把这个真话说出来。但仁宗皇帝自己生活在那个环境,心情就不会那么愉快。比如有一次皇帝跟唐介聊天,说我只要用这个张尧佐,我就会很糟糕吗?你们都说我会像唐明皇一样“被播迁”,会把朝廷搞得特别混乱,然后被赶出朝堂,到处颠沛流离,会这样吗?唐介特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说:“用尧佐未必播迁,然陛下若播迁,则更不及明皇。盖明皇有肃宗兴复社稷,陛下安得有肃宗乎?”这话说得叫一个狠,他说你要真的是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还不如唐明皇。唐明皇有儿子,人家肃宗能够报仇、能够复兴,你有儿子吗?唐介跟皇帝这样讲话,直戳皇帝的痛处,因为仁宗皇帝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儿子。

在至和三年,也就是1056年的时候,皇帝大概四十六岁。有一段时间皇帝突然精神失常,就是得了病,可能是一种轻微的中风,嘴里边经常说胡话,把大家吓得要死。这个事情就让大家觉得立嗣更加重要了。然后皇帝把年号从至和改为嘉祐。嘉祐在历史上很有名,叫作嘉祐之治,这段时间是宋朝发展最好、最和平、最富庶的时期。因为皇帝没有子嗣,所以在他四十多岁以后就开始出现大量的假皇子案。民间经常有人讲,这个人其实是皇子,或者有一个人突然站出来讲,我妈妈是从宫里面出来的,实际上我妈妈是皇帝宠幸过的人等等。因为假皇子案抓了一批人。欧阳修和范镇也在立嗣这件事情上立功,他们经常跟皇帝进言,说不行就赶紧从宗室当中选一个人过继过来当太子,因为皇位不可能没有继承人。嘉祐二年贡举的时候,欧阳修做主试官,他最重要的举措是淘汰了太学体。之前的太学体写得都像八股文似的,就是讲究辞藻的华丽,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欧阳修把它全部淘汰,让大家用平常话写文章。这一次贡举,选出了苏轼、苏辙。实际上那一年出了特别多的人才,可能是历史上所有的贡举当中,选拔人才成功比例最高的一年。嘉祐二年的进士科状元叫章衡,名气并不大,但同榜进士中却诞生了多位未来的政治文化精英,比如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文武双全的王韶,理学家张载、吕大钧,未来熙丰变法的骨干吕惠卿、邓绾、张璪、林希、曾布、蒋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等等,可以说嘉祐二年的贡举群星闪耀,照耀了北宋半个世纪的星空。这次贡举的成功除了欧阳修有伯乐之功,也应归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庆历新政。新政中有一项举措为“精贡举”,含教育振兴与改革科举考试两个部分。朝廷在国子监设太学,又在地方州县遍设官学,史称“庆历兴学”。从庆历兴学到嘉祐二年,有十余年时间,苏轼、苏辙、曾巩、王韶、张载这些嘉祐二年的进士,都是在这十余年间接受教育的,这就是范仲淹在北宋所留下来的功绩。这一段时间叫作“众贤在朝”,就是朝堂之上有大量的贤臣,包括我们说的二苏、年轻的王安石、司马光、包拯、韩琦、富弼、欧阳修、范仲淹等等。在嘉祐四年的时候,仁宗皇帝又生了好几个孩子,第九女、第十女出生,在嘉祐五年的时候,十一女、十二女、十三女出生,所以仁宗皇帝后来认命了,接受了自己不会有儿子这件事了。大家说你找一个宗室子过继吧,他就找了岳州团练使赵宗实,把赵宗实叫到大内,给他改名叫赵曙,曙光的曙,这是后来的英宗皇帝。在仁宗皇帝把赵宗实立为太子、改名赵曙后,有一天他和曹皇后在御花园里边转,突然发现御花园里边有一座亭子,亭子的名字叫作迎曙亭。仁宗说原来冥冥中早就有注定,这早就修好了一座亭子,叫作迎曙亭了。仁宗选皇嗣的时候,找了很多宗室子,一个一个进宫让皇帝看。赵宗实是比较稳重妥帖的,但是赵宗实不愿意当这个皇帝,他就跟周围的人讲自己不想当,他坚辞不受,做不了这事。这可能是一种推脱,是一种仪式性的动作,也可能是他内心真的不愿意干这样的事,因为当皇帝并不安乐。旁边有一个大臣就讲了一句话,你觉得现在不当就能安乐吗?赵宗实一想,哦那还是当吧。皇帝看中你了,让你做接班人,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在嘉祐年间,就是我们说真正实现了垂拱之治的一个时代。能够实现垂拱之治的重要原因,就是仁宗皇帝让这些大臣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命令常常得不到执行,但也没关系,当他能够把权力和自己的大臣们分享的时候,整个朝廷上的气氛就变得很活跃,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努力地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个皇帝把持所有的权柄,动辄杀人,或者底下的大臣动辄得咎的话,那谁敢干活呢?所以这个是宋朝特有的一种朝廷氛围。到结尾了,在嘉祐八年的时候,仁宗去世,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

仁宗皇帝有一天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因为他这一辈子都不怕冷,喜欢光脚到处走,但在嘉祐八年始见御前设炉火。以前那时候没暖气,皇帝身体好,不怕冷,结果只有在嘉祐八年的时候才看见御前设炉火,说明皇帝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再加上他之前曾经中过风,有过短暂的精神失常等等。四月初一清晨,辅臣至寝殿,韩琦正欲扣帘而入,内侍说皇后在此,韩琦站住,只听得帘内曹皇后发哭,说:“天下不幸,夜来官家忽然上仙。”然后辅臣发哭,又听得皇后说:“怎奈何,相公?官家无子。”但之前明明不是已经过继了赵曙吗?这时候曹皇后却说官家无子。韩琦一听马上说:“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在东宫,何不便宜入?”要马上把他请来。然后曹皇后又说:“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争?”韩琦说:“更何可拟议!”他说这事还能怎么商量。曹皇后乃曰:“皇子已在此。”原来曹皇后已经密召皇子赵曙入禁中,才降内批宣辅臣入内。曹皇后以退为进,她在考验这些辅臣意志坚定不坚定,是不是坚决地拥护赵曙。当下辅臣退出,翰林学士王珪起草仁宗遗制,王珪惶惧不知所为,这就是慌了。在位四十二年的一个好皇帝突然离开了,王珪悲痛加上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手抖得写不了,一时间不知从何写起。韩琦对他说:“大行在位凡几年?”皇帝刚去世叫大行皇帝,他问皇帝在位多少年,王珪这才醒悟过来,乃下笔,从这儿开始写,说皇帝在位凡四十有二年。这就是皇子赵曙登基的过程。

然后,赵曙遵遗制继皇帝位,见百官于福宁殿东楹,是为宋英宗。赵曙开始拼命推辞,说:“某不敢为!某不敢为!”转身就要逃走,众辅臣赶紧将他抓住,强行给他戴上皇冠,穿上御服。英宗皇帝在位时间也不长,后来他的儿子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再到后边就到了哲宗,然后哲宗的弟弟是徽宗,北宋这段历史就基本上快连起来了。整个宋仁宗的历史讲完以后,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发现仁宗在位的时候所受到的批评极多,但是仁宗去世以后,对他的褒奖却是很多的。这就是考验一个领导者能不能够开放心胸去容纳谏言。仁宗有着这样开阔的心胸,他才能够有那么多著名的宰相,然后一个一个地组成群星灿烂的北宋星空。

所以宋仁宗的故事,我觉得今天每一个创业者、每一个企业家,或者每一个领导都应该多了解一下,多听一听。看看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要成为历史的焦点,而让我们手下的人能够做出更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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