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的角度看，先秦的诗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作诗与用诗两个时期。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即以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大约五百年间可视为作诗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期里，诗实际上是扮演了“史”的记事的角色而被搜集、整理、谱曲、传唱。诗的文学性潜藏在文字里，潜藏在音乐、舞蹈中而没有得到挖掘，视诗如史是当时普遍现象。所以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说：“《诗经》是古书中最可信的，我们可以不必考究他的真伪，单辨清他的年代就够了。……据我看，最早的不能超过周初，也许有几篇在周公时代。最迟的，若依《毛氏诗序》就是《株林》，因为《株林》记了夏南的事，是在西历纪元前五百九十八年。……若依《韩诗外传》，就是《燕燕》，因为《燕燕》是卫定姜送其儿妇大归的诗，是在西历纪元前五百五十八年。……《周颂》最早，是周初的产品。《大雅》《小雅》《桧风》《唐风》《魏风》次之，是西周末到春秋最初期的产品。《周南》《召南》《王风》《郑风》《齐风》《秦风》《曹风》《豳风》《卫风》较晚，是春秋时代的产品。论起篇数最多的是春秋时代。”
与战国末期勃兴的《楚辞》相比，《诗经》总的说来是偏于写实的，如反映周氏族发生发展创业建国历程的五首史诗：即《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反映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与生活的《豳风·七月》，等等。后代儒生解《诗经》大都断章取义，附会史事，固不足取，但不能据此就否定《诗经》的文献史料价值。
傅道彬先生认为：“伴随着《诗》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在思辨领域的普遍应用就形成了一个《诗》的垄断时期。《诗》的垄断是指《诗》的应用代替诗的创作，垄断的结果是《诗》畸形繁荣，造成了春秋中叶——战国末期诗歌创作的沉默与萧条。……春秋中叶以前属于《诗》创作的繁荣时期，春秋中叶以后是《诗》应用的鼎盛时期。我们把春秋中叶——战国这一阶段称之为用诗时代，这个时代《诗》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16]用闻一多的话说，诗“是全面的社会生活”。
如果说《诗》的记事功能是诗具史笔的表现，那么《诗》的应用也是诗具史笔的表现。在春秋战国诸侯贵族的社会生活中，《诗》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或用于宗庙祭祀，或用于诸侯会盟，或用于政治教化，或用于日常生活。或美或刺或褒或贬，惩恶劝善，诗教为先。上至王侯下至士人，三百五篇诗大都熟稔于心，赋诗断章，易如反掌。实用的诗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全面的社会生活”，诗的实用又让士人深切感到“不学诗，无以言”已是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
“赋诗言志”是当时十分盛行的用诗方式。所谓“赋诗”不是作诗，也不是单纯的诵诗，而是点“诗三百”中现成的诗作吟诵或让乐工演唱，以期达到“言志”的目的。点诗者为借用诗中成句暗示己意而不惜对原诗断章取义。朱自清说：“献诗的诗都有定指，全篇意义明白。赋诗却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这正道出了“赋诗”随意性的特点。但这种随意性也有限定，用朱自清的话说：“断章取义只是借用诗句作自己的话。所取的只是句子的文义，就是字面的意思，而不管全诗用意，就是上下文的意思。”应该说在许多情况下，赋诗言志之人对原诗断章取义的借用，表现出实用的诗对文学之诗的“霸权”。
诗无达诂，不仅是《诗》，任何一部著作都是如此，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解释，都是因时因事而异的，不论作何解释，只要觉得对自己有益也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