鹊巢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一场嫁娶典礼的盛大场面倘若被形容为“鹊巢鸠占”的话，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是这出于一位发妻对其男人休妻而迎娶二奶之一种态度。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迎娶谁，而在于鹊与鸠的不同类。怎么让不同类的鹊与鸠足以相处于同一个屋檐下才是问题的焦点。《诗经》的篇章编入儒家的经典不是没有用意的。《毛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此言用到《鹊巢》这首诗上，似乎更有这一种谲谏的意味。
鹊与鸠并非同类，倘若鹊与鸠组建为同一个家庭，则难免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且最终可能酿成隔膜与分裂之悲剧。家庭之幸福，往往基于家庭成员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反之，血亲关系之恶化带来之种种的人生的不幸莫不源于家庭成员因价值取向之背道而驰而导致的人心之分裂。家庭如此，国家也莫不如此。然而，现实总是无情地让志趣相异的人同处于一个屋檐之下、族群之中，国家之内。如果异操同处已然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的话，谋求一个最低限度地、让所有成员敬畏和认同之基本规矩就成了让家庭、族群、国家免于分裂之首要课题。儒家的根本奋斗目标、即在于此。
众所周知，人心之差异根本上言基于处境的不同。那么，共识之凝结也莫不基于处境的接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身处的“现代”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反面的例证。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是一个由竞争的逻辑所书写的时代。一个“现代人”的价值感，建立在追求物质财富与权势地位之获取进而在处境上优越于他人的单向度的评价体系之基础上。竞争在带来社会财富之激增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处境之急速分化。一部分人因竞争而越来越“优越”，一部分人因竞争而越来越“失败”。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由价值感之急速分化所带来之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阶级以及国家之间的敌意与仇视之急增。可悲的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并不致力于为“失败者”谋求一个有尊严的安顿之地，“失败者”在“现代性”的逻辑里像毫无价值的垃圾一般被抛弃了。然而“失败者”倘若不会自甘于被消灭的处境的话，他们将自觉地让自己变成“现代”的一个“异类”、且自觉地以颠覆整个“现代”之逻辑作为他们的使命。“现代”留给他们的道路只有两条：或退化为“恐怖主义分子”、或进化为整个现代性逻辑的批判者和革命者。
由此逻辑推演下去，我们身处的“现代”将发现自身命运的荒谬——自己越是让一部分人的“胜出”，越是制造出了满怀仇恨的巨大规模的“异类”；越是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优越”，越让“异类”集聚起攻击和颠覆自己的动力。
人固有处境的不同、因而固有类的不同，因此必有走向分化乃至分裂之趋势。自《诗经》写作的时代就是如此。不过儒家深刻意识到“为天下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且拼命地在日趋分化的人群之处境间去找到一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粘合剂”。“诗教”无疑是此粘合剂之一种。“诗教”让人用一种美学体验的方式去察“几微之端”、以求“弥缝使其淳”之道。“诗教”是一个象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处境相异的人有了通过美学与文化之共享因而足以对话和谋求共识的管道；“诗教”又是一个用无意识的语言说话的空间，只有在深层无意识的领域，分裂的人类才足以将自身体验为一个共享存在的统一体。
现代性没有它自己的“诗教”，于是乎，本应由“诗教”去占领的地盘，留给了恐怖主义去疯狂地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