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绝望地发现，帝国的存亡、自身的安危，居然要看蛮夷是否肯手下留情。
面对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别无办法，唯有委派恭亲王奕䜣留在北京与英法联军谈判，苦苦哀求列强放大清一马。
而皇帝本人，则躲在距北京200多公里外的承德避暑山庄，终日饮酒看戏抽鸦片，靠自我麻醉来逃避残酷的现实。
1860年10月，恭亲王奕䜣力挽狂澜，艰难地与英法两国签下了《北京条约》，用割地、赔款、通商等屈辱代价换取联军退出北京。即便如此，流亡在外的皇帝还是长期滞留承德，迟迟不愿意回归首都，去直面惨遭兵火灾劫的紫禁城，以及那些准备长驻北京的战胜者——外国公使们。
1861年8月20日13时至18时，咸丰帝一边咳血，一边用了5个多小时，陆陆续续看了《蓬山增寿》、《琴挑》、《借饷》、《查关》、《白水滩》、《凤凰山》等京剧。
第二天，这位戏剧发烧友还想继续看戏，可身体已经扛不住了。
又过了一天，咸丰帝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
死者已矣，活着的人还要艰难求存。
面对错综复杂而又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咸丰的继承者们顾此失彼，光理清头绪都耗时良久。直至十多年后，晚清名臣李鸿章才对时局作了一个经典概述，即后世熟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两个关键词：三千年和大变局。
自咸丰年间上溯三千年，是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在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了周王朝。也正是周朝，开创了“中国”和“天下”的理念，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核心根基。
大变局，按字面意思理解，指激烈变化的局势。
因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从周王朝建立至今，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重大变革。
在这场大变局中，大清帝国是被动和被迫的。
在这场大变局中，大清同时面对中外关系的重构、安全威胁的转变、族群矛盾的激化、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等多重战略性挑战，不得不对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秩序进行深度调整，乃至革命性变革。
在这场大变局中，“蛮夷”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天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下”，而“中国”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