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日本是怀着异样的感觉的，那个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除了在近代带给我们不能原谅的伤害，很多时候也像一面镜子，引起我们很多的思索。如果回顾我们的近代史，除了清末我们有过“东学扶桑”的经历，其实在上世纪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有过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正是战后日本经济腾飞辉煌的全盛时期，人们感慨那样一个在二战中几乎被美国“炸平”了的国家竟然短短四十年又一次崛起，五味杂陈的心情溢于言表，及至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人们又似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东学”的劲头也渐渐淡了。这并不是一个对待自身发展的科学态度，这样一个距离我们如此近的国家本应成为我们引以为鉴的最佳样本，值得我们深入进行分析和思索。
然而，对于战后日本经济的情况，我们习惯于认定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改革为日本带来了经济复兴，或者像中学《世界近现代史》中一笔带过的，认为是朝鲜战争让日本成为美国的军需加工厂，大量的订单让日本经济“侥幸”腾飞。其实，不单是我们，即使在日本国内的经济学界，这样的观点也是占大多数的，所以日本知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很多时候更像一个“异类”。野口悠纪雄因为在日本经济巅峰时率先预测了“房地产泡沫”，并提出公开警告而闻名于世，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近三十年后，《战后日本经济史》应该算是他全面回顾战后日本经济之作，此书副标题“从喧嚣到沉寂的70年”也许正是这种沧桑回首的一种感情流露吧。而这本《战后日本经济史》也从日本的百废待兴到卧薪尝胆，再至“爆买全球”，进而经历“失去的三十年”一路梳理而下，间杂作者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可以说是一本很“用情”的日本经济学著作。
如果说“用情”代表着一种感性观察客体的角度，那么战后日本经济如果用这样的视角定义，其实是可以用“畸变的幻象”来形容的。《战后日本经济史》对这种情况采用的形容词为“喧闹”，当时的日本经济确实充满着这样的“喧闹”，到处是狂热的资本庄家、经济观察员和普通百姓，这在1980年代显得尤为突出，那种迅速的繁荣是不能用“平稳正常”来形容的。当时以股票和土地价格为代表的日本资产价格，因为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加速升值而持续大幅上扬，日经股票指数在1989年底达到顶峰的38915点，是1985年的3倍多，土地价格的上涨紧随股票价格之后，在1990年到达顶峰，是1985年的四倍，甚至一直以来以“冷峻”著称的野口悠纪雄也在书中用“金光闪闪”来形容那个“狂欢的季节”。在战后忍辱负重近四十年后，“日本第一”再次响彻岛国，日本的汽车和半导体终于超过美国，称霸世界，以至于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的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成为当年席卷美国各大榜单的畅销书。
的确，面对这样迅速的繁荣，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淡定冷静”，更何况经济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其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紧密而复杂的联系。特别是对日本这样一个经历过二战战败巨变的国家，明治维新以来膨胀的民族主义其实从未熄灭，当时的人们怀着一种“另一战场的全胜”的心理欢欣鼓舞，用现在流行的说法，也许这就是日本的“厉害了，我的国”吧。在这种情绪下，当时的日本人开始“瞧不上”美国，当野口悠纪雄回到刚刚启用的成田机场，在机场乘坐大巴返回市区的时候，不由感慨“东京这座城市是多么整洁啊”，继而想到“当时美国的大城市，以纽约为首，无论哪里都处于乱七八糟的状态……底特律那里的市中心就像刚刚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到处都像废墟一样”。而当时的日本人口结构也让整个民族充满了自信和朝气，1980年的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仅仅是9.1%，“从国外回到日本，就能感觉到老年人很少”。
正因此，当战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时候，打击的不仅仅是国家的经济，其对国民内心的冲击也是海啸式的。1990年后，日本经济迅速遭遇断崖，股票价格到1992年降到14309点，低于顶峰时期的60%，土地在1999年的价格水平比1990年的顶峰时期下降了80%左右，日本经济随之陷入10年的萧条之中。今天回首当年日本经济的繁荣与破灭，“喧闹”与“沉寂”，我们甚至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种“畸变的幻象”，那种“畸变”的特点如果通俗表述，也许可以称之为“镀金”。马克•吐温写过一篇《镀金时代》，描述的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美国工业迅速发展，马克•吐温的意思不言自明，“镀金”不同于真正的“纯金”，仅仅是一层薄薄的黄金，终将褪色脱落。当“镀金褪落”的1990年代来临，野口悠纪雄长叹“大家都被卷入了时代的滚滚激流”，成为“被命运捉弄的人们”，他的朋友“非常朴素而诚实”的第一劝业银行会长宫崎邦次在1997年自杀，日本债券信用银行会长“性格温厚而诚实”的洼田弘被顶罪。
这便自然而然回到我们开篇提到的问题，造成战后日本经济这种“畸变幻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中的核心所在，野口悠纪雄将答案归纳为“1940年体制”，即战争时期形成的经济体制，包括企业组织和管理、城市土地制度、金融、税收等整个经济体系，都被延用到了战后。“1940年体制”从根源上是1940年前后为确保二战胜利，日本改革派官僚所建立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其中心人物是1941年东条内阁商工大臣岸信介，其周围聚集了大批“统制派”势力，核心就是在市场中对整个经济实行国家统制，所以在当时的日本，一些人攻击岸信介为“赤色分子”。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这样的经济政策是很流行的，德国纳粹党如此，甚至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也接二连三抛出政府主导型政策。按照野口悠纪雄的理论，以官僚为核心的战时经济体制与战争期间重组改造的大型企业财阀共同支撑了“1940年体制”，并促成了那令人炫目和癫狂的“畸变的幻象”。
不过，“1940年体制”并非是偶然的产物，而是经济学理论蝴蝶效应的必然结果。1929至1933 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直接引发了后来的二战，“大萧条”更在战争之前就几乎让古典经济学全面“崩盘”。完成对古典经济学最强一击的正是凯恩斯，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理论在当时帮助美国等国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被奉为“经济学演进中的第三次革命”。“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就业理论，通过强化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从而将就业量问题转变为刺激有效需求问题。“凯恩斯主义”反对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强化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来增加有效需求，这就为当时日本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直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将其“1940年体制”归结为他的“1940年体制史观”，那么从经济学理论角度，“1940年体制”就是“日本特色的凯恩斯主义”。
客观地说，“凯恩斯主义”对于经济的刺激是有效的，在历史上曾经帮助无数国家渡过经济难关。但“凯恩斯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其短期性和功利化，即在特殊时期可以短期解决国家经济停滞的表面问题，在GDP增长率等方面的数据相当可观。然而，从长期来看却不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有意思的是，凯恩斯本人也承认他的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在长期内则是无效的，只是战后的日本已经无法回头了。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中下了很大的考据功夫，这种考据一方面围绕着论述“1940年体制”是如何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被保留下来，比如日本战时的经济官僚是如何几乎毫发无伤地存在了下来。另一方面，是围绕“1940年体制”比对当时的德国，思考为何德国虽然没有“迅速恢复”，却按照步步为营的节奏最终实现了真正的经济壮大。
其实，这两方面考据最终是汇合一处的。《战后日本经济史》在这方面有两处细节很值得玩味，一处是全书开篇野口悠纪雄坦陈“日本在战后没有认真追究战犯责任”，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德国，曾抵抗过纳粹政权的科隆市市长阿登纳成为战后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而在日本当选为战后第一任首相的却是在战前担任外交官的吉田茂。另一处是在全书的中篇，在展开“金光闪闪的80年代”之前，野口悠纪雄专门写了一节“礼赞日本式体系成为惯例”。在这一节中，野口悠纪雄描述了当时日本社会普遍的思想状态和情绪：越来越多的人将“1940年体制”当作“无论什么情况下均可获得理想效果的王牌”。特别是在“金光闪闪的80年代”，日本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扬眉吐气的情绪，这种情绪继而转化为一种微妙的民族意识——1986年，日本第一不动产公司以不计成本的姿态买下了纽约的蒂芙尼大厦，1989年三菱地所公司一举买下纽约市中心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大楼。
当整个日本社会为自己的民族复兴大喊：“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只用皇居的土地就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的时候，即使有部分清醒人士意识到世界各大强国都在舍弃“凯恩斯主义”，世界经济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渐改变，恐怕在“礼赞日本式体系成为惯例”的当时，他们也只能淹没于全民的狂欢中了。其实，在日本“金光闪闪的80年代”，“畸变的幻象”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金融体系的僵化和腐败已经造成了极大的股市风险，地价无节制地暴涨，特别是《广场协议》导致日元迅速升值，在日本国民中点燃了不切实际的投资回报心理预期，同时投机机制驱使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大量资金流向了不动产和股市……可是，一切已经无法停下来了，在当时的日本，所有的人，上至首相大臣，下至黎民百姓，人们已经完全被“畸变的幻象”紧紧捆绑，他们的仕途、商途、资产、工作、生活甚至信仰已经完全陷入了“1940年体制”，即使明知“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鸩毒，整个日本也只能选择饮鸩止渴。
《旧唐书•魏徵传》中记载，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着眼泪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一千多年过去了，这段话应该还没有完全过时。战后日本经济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卑之无甚高论，与其辩得个口干舌燥，倒不如索性摘录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中的几段文字与诸君共享，至于对此的看法，权作一种思索的留白吧：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因为土地价格暴涨，工薪族即使辛勤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自己的房子，勤劳工作却未必有回报，而倒买倒卖土地却能不劳而获地得到巨额财富。当时，女学生们做兼职，只要成功招揽顾客加入高尔夫球俱乐部，就能获得工薪族无法匹敌的高额收入。辛勤劳动未必能获得相应的回报，而空手套白狼的各种虚假无德的行为却能带来巨大财富，这样的状况深深地刺痛着人们的尊严。”
“地价不断上涨，所以倒买倒卖能够牟取暴利，用土地做抵押，可以轻松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以将要购入的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取贷款，几乎分文不出就可以进行土地的倒买倒卖，很多公司为了牟取暴利纷纷投身这个行业……同时，企业也不再关注原本的生产经营，而是将精力用于依靠投资理财来获取收益。”
“泡沫经济时期的投资对象，就这样从城市不动产到高尔夫球场，再到海外的度假胜地，范围不断扩大，最终连美术品也成了投资对象……人们的对话中也经常出现类似的话题，例如‘在银座的画廊买的画，转手卖到其他画廊，几分钟就赚了好几百万日元’或者‘名画是挂在墙上的土地’等。”
“只要比较一下日本和美国的大学，孰强孰弱就一目了然。美国一流大学在各方面的实力都是日本的顶级大学所无法企及的。从日本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数不胜数，可是却没有大批的美国学生来日本进一步深造……全世界一流的头脑都集中在美国而并非日本，然而，日本的经济实力却凌驾于美国之上，让人在直觉上感到肯定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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