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会唱歌。
在科大这所工科大学里，我的名字叫阿峰，学号是0646。老师们在我的学号下面打分，但我不可以。和所有18岁的入校新生一样，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长为什么样子。
我是那种最普通的学生之一：考试成绩虽然不是特别好，但基本没有要补考的，所以并不让任课教师们操心。我也不是学生干部、积极分子或者党员先锋队之类，所以也不容易遭人讨厌。每周固定的因为打工兼职逃两节课，学校里组织什么活动，也不怎么热心。
我不孤僻，然而绝不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那一款。每天看看专业书，到实验室做一整天的实验，听听歌上上网啥的。不会打扮，不会扭屁股，偶尔抽烟，不会喝酒，连摇滚乐都很少听。长得不丑，普普通通一个男生。周末偶尔和同系女生联谊，认识一些女孩，却都没有兴趣继续约会。
多年来，我一直无所事事、虚度华年。我的志向无非如此：做一个端坐在写字楼里衣着整洁的白领，学会发传真、打打字，和女同事谈谈恋爱，最后找个合适女生的结婚，生娃，养娃，教育娃……。随着时间流逝，年事渐长，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我只能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当然，没有人天生就是没有出息的。
早在幼儿园的时候，一个天才儿童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因为经常被幼儿园的小孩子孤立，我比别的孩子会写更多的字，我会用乘除法，会背英文字母，会唱简谱，会在纸上画钢琴的黑白键然后自己弹，会自编歌曲打发漫长的下午时光。这几乎都是自己学会的。所以说，我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才儿童。
不仅如此，我曾经还是一个非常有志向的小孩。因为那时当教师很光荣，所以我立志当小学教师；后来好像清洁工人也很光荣，所以我又立志当清洁工人。当我说出后一个志向的时候，我的工人妈妈简直是怒不可遏。但是她又说不清楚为什么当清洁工人不好。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理想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因为我不知道长大了当歌唱家好还是当舞蹈家好。后来我终于忍痛舍弃了当歌唱家，因为当舞蹈家可以穿金光闪闪的服饰。但事实如此，我既不唱歌，也不跳舞，因为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小孩。
早在四岁多一点的时候，我就梦见我穿着大红的衣服、迎娶了班里酒窝最深的那个女孩子。我很高兴地把这个梦告诉了我的姐姐和妈妈，虽然她们都是女人，但她们一点也不尊重一个四岁男人隐秘的愿望，所以她们就大声嘲笑我，只要想起来，就笑我，我好不容易才等到她们忘记。所以，我变成了一个不轻易诉说自己愿望的小孩。
当我想吃两毛钱的糖饼时，我隔着玻璃柜子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注视着它们，我决不会说出来。我对糖饼的感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几乎以为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甜点。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一个小男孩的目光，穿过冰冷的玻璃，落在默默无语的糖饼上。
在我的青春期，我就用爱糖饼的方式爱一个女孩子，我只是无休无止地在心里注视她，决不吐露分毫。
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暗恋班上的一个小女生。在整个高中时代，我对班内女生一概不予理睬，只是保持和那个女生长时间的通信，严肃地讨论永动机的设计。尽管我已经竭尽所能，它还是因为无法克服空气的摩擦力而宣告失败。因为爱她，我决定做一个忠贞的男人，一直到十七岁为止，我发现我暗恋的女生已经变得非常的胖，完全不符合一个梦中情人的形象，我想可能也是时间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渐渐地不爱她了。那个女生在变胖之后给我看了她小学五年级的日记，大概是这么写的：今天阿峰打了我一拳，过了一会儿，他又打我一拳。我没有还手，后来他哭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终于到了高三。我莫名其妙地开始失眠。吃什么维生素，打什么针，做什么思想工作都不管用。后来我不停地看安徒生童话，就好了。幸好没有耽误高考。
那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是当和尚，第二条是考作曲系，第三条是上大学。第一条是因为我想每天早上起来熬一大锅粥，然后白天去打羽毛球，饿了就吃粥，晚上念经，这显然是很不现实的；对于第二条我的班主任非常恼火，因为她认为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在宿舍里养小鸡，在女生抽屉里放老鼠，在英语老师背后贴“kiss me”的条子，这一种选择无疑也是捣蛋的结果，所她给我做了思想工作。他问我，你会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我确实什么也不会，甚至胆小到不肯开口唱歌。
我只好去考大学了。
在科大我终于成长为一名平庸的男人。我的智商开始下降——无论是学什么，我都学不会，就连吉他也是半瓶子醋。我曾经立志做一个诗人，但我确实没有多少写诗的天分。
就这样迷迷糊糊，稀里糊涂的毕了业。
只要我不开口说话，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沉默的北方男孩。然而不久之后我还是摇身一变，变成声音高亢，面容模糊的主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事实。
在我尚且非常年轻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她的名字叫姑娘。叫姑娘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幸的是我爱上了她。爱上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耗费了我所有的精力和才华来争取这个名叫姑娘的人。
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这个世界什么都会发生，连英国都能加入欧盟再脱离欧盟。我不相信一个普通人的悲喜能够带给别人多大的感触。
每每在昏暗的酒吧对着寥寥可数的听众唱歌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小时候，一个小男孩的目光，它穿过冰冷的玻璃，落在默默无语的糖饼上，他不肯说他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