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矛盾，我和老妈的关系僵到两天没有说话。
也是突如其来的，我觉得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都让我感到窒息。燥热的三伏天里连空气都是粘稠的，一寸一寸腻在身上。菜吃在嘴里没有味道，生活也跟着忘记放盐。看谁觉得谁烦，看自己也觉得自己烦。
终于出现了一个好的借口——志愿者活动，我拿着大包小包，逃到了更加燥热的城区。我寄宿在亲戚家，每天早晨堵在三环路上，然后再挤10号线和13号线，去做一份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
我和另一个志愿者带了一个一年级的班，常来的也就不到十个人。他们每天上午第一节课写自己的暑假作业，第二节课做手工，下午的两节课我和另一个志愿者会向他们介绍不同的职业并让他们模拟。小男孩们永远不愿意写作业：描一页英文单词能花半小时，写不出来了就拿题卡敲自己脑袋，拿食指在两本练习册之间指来指去还是不能决定先写哪一本……作为一个监督者，看他们真是又气又笑，然而不得不绷起脸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做手工女孩们永远是佼佼者，在男孩们把纸都折烂的时候，女孩们已经折出好几多花了；下午的职业介绍，总有几个孩子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让他们模拟，要不然就是投入到不顾纪律，要不然就是只会念台词。我总想着，跟一年级小孩沟通怎么就这么困难，可一想到自己一年级时连两位数加减都不会，一下子就原谅了他们。
我觉得此生的一大半耐心都给了这群孩子们，后来竟也十分享受与他们斗智斗勇的过程。有一个小女孩刚开始并不太乐意我的出现，但在最后她送给了 我一份她亲手做的手工。她叫黄雅婷，是班里表达能力最好的孩子。
我每天早晚在路上花的时间超过三个小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精神，让我坚持了一周。每天从上地地铁站走到活力中心就是一身汗，走过的巷子狭窄逼仄。早点摊儿那里冒着蒸腾的热气，小卖部窗户上挂着一排玩具，年轻人骑着电驴从身边飞快经过，老人们光着膀子坐在板凳上……这里每一分秒的平常琐碎就这样在我的视线里展开。活力中心的房子是附近最高的，也不过四层，只有一层二层属于活力中心。孩子们每天课间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追逐打闹，如果跑到街上来来往往过车会很危险。上课用的每一间教室只有一个电扇，太阳一爬起来直晒的时候几乎就没什么作用。教室外面的蝉鸣不止，视线越过一片瓜藤和低矮的平房便能看到远处精致漂亮的住宅区。这里叫朱房村，一片很大的城中村，聚集了很多外来务工者和他们的孩子。父母们的工作都很忙，能留给孩子们的时间真的很少。
这是一座城市容易被人忽略的侧面，但不代表它不够重要，或者不值得人们去关注。
我忘不了孩子们看着我的眼神，真的是那种最干净的眼神。那些眼神似乎在向我诉说着某种期待，我能感觉得到，但是我不大说得出来这种期待是什么。它似乎并不具有指向性，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信号传递，告诉我说，我们真的需要你。
我知道自己并不能带给他们什么，我讲过的知识他们大概转头就忘。他们长大后，有一天离开北京，也会慢慢忘掉与北京相关的很多人很多事，就像我淡忘过去一样自然。我在那里最大的意义，也就是陪陪他们，如果他们需要帮助，我可以帮帮他们。我呆在他们身边，他们觉得心安，这就是很大的意义了。
我第一天在中心忙完，去旁边的购物中心吃饭。一个人背着一台很重的笔记本在每一层晃来晃去，就是找不到自己想吃的，后来勉强 在一家做台湾菜的餐厅坐了下来，吃着皮薄馅足的荠菜馅馄饨，大口地喝着橙汁，却越吃越不想吃，越吃越觉得没意思，然后情绪失控。我蒙着眼睛，脑子里一团乱：为什么我要和老妈闹得那么僵？我吵赢了又怎么样？从未有过那样强烈的感受，我无法原谅自己，无法原谅自己吵赢了，无法原谅自己让老妈情绪失控。然而我想不出弥补的办法。
那一刻，我特别想回家。后来再想当时的自己，真的是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了。
人，大概是需要陪伴的动物吧，比如活力中心的孩子们，比如我。
所以，我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活力中心，看着他们欢声笑语地走到空地上集合，再欢声笑语地离开。每天离开，我都会与他们击掌，郑重地说一声再见。我知道，他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那是一个让人心安的环境。
我没有要求他们什么，他们也慢慢改变了。最后的一天，跳蚤市场，他们个个都是顶尖的推销员与买卖行家。
志愿活动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老妈来电话说：“我回姥姥家了，你到家我也到家了。”我一进门，是一桌好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