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究没有去考证她的真名实姓，不知是叫“阿录嫂”还是“阿绿嫂”，在我老家的方言中“录”和“绿”同音，如果是叫“阿录嫂”，那应该是她的丈夫名叫录，但我更愿意她是叫“阿绿嫂”，这样她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且更具女人味的名字。老家的老幼妇孺都叫她“阿绿嫂”，她犹如一棵不老的“长青藤”，她的这个称呼似乎与年龄无关。

        自小知道老街坊有个“阿绿嫂”，不仅是因为常听到大人提起她，还因她在老街摆了一个炒麻时的小摊缘故。

       她每天上午六七点就开始摆摊，将炒锅灶置在自家的门前，放上炒炉起火加热，并在灶边的小方桌上摆出麻时仔以及炒制所需的猪油、虾油、酱油、味精、料酒等配料，等炒炉烧热时加入猪油，放入麻时仔，进行温煎、翻炒，到麻时仔炒至有皮并起泡时，改大火，并倒入事先用虾油、酱油、味精、料酒、水调配好的料水，再炒至呈金黄色收水，撒上葱花起锅。这时香味扑鼻，颜色诱人，尝一口美不胜收。我们儿时常在灶前观看她的炒制，当料水加入锅里，伴随着“吱吱”作响声，一股热腾腾的香气扑面而来，触动你的每根味觉神经，垂涎即刻三尺，只叹囊中空空如也。她不烦我们在旁观看，有时在收摊时，还会给我们分享没卖完的麻时仔，“谢谢，阿绿嫂。”我们这样答谢这个与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她开心地应着，这是我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

       那时她五十开外，中等的身材有点微胖，面庞圆润，盘着一个圆圆的发髻，脸和发髻总是油光发亮的，站在锅灶前，一边动作娴熟地炒制着麻时仔，一边笑脸从容地做着买卖，生意的空隙，端坐在那笑容可掬，但仔细端详过去，那笑容下有着丝丝的愁云，微闭的目光有点呆滞、黯然失色。

       她原生活在一个富甲一方、家境优渥、生活无忧的大户人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中她的家庭被评为地主身份，田产被没收，从此也就开始了她的悲惨人生。在紧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那一天老家枪毙了十八个地主，是她的一家以她公公为首就被枪毙了四个人，她的老公因经商在外虽幸免于难，但她那只有十八岁、刚从大学毕业回家的长子，抓去替他父亲抵罪，被枪毙了。

       家境的坍塌，让这个原来养尊处优的长房媳妇，一夜间成了家庭的顶梁柱。从此，这个原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开始操持家务，为了维持家计,她还学会了炒麻时仔，并以为生养家糊口。她每晚将粳米倒入桶内加满水，浸泡5小时后，将粳米淘洗干净，倒入木蒸桶蒸熟，倒入石臼中捣饭团，趁热把饭团搓成长条，摘成若干块将小饭团放入模形中，按压成形，供第二天用，每起早摸黑，忙得不可开交，农忙时节她提着篮子，把炒麻米时仔拿到田间地头去卖。

       她的丈夫在外地被抓坐了几年牢，因在牢中偷饭吃，被人暴揍，打伤了身子骨，狱满回家后无法劳作，但之后的历次运动他做为头号地主总是首当其冲，特别在文革期间，每次批斗会他都有份，有一次被剃了个阴阳头，抓去游街示众，最后推到公路上，赤脚进行百米冲刺，脚底脱皮，鲜血染红了公路上的沙石，因受不了批斗他跳井自尽，被人救了上来，还再背上一个“自绝于人民”的罪名，因身体过于虚弱卧床不起，从此，她老公身上的罪名全由她来承受，脖子上挂一个打倒地主婆的大牌子，顶头烈日站在椅子上，低头认罪，接受群众的批斗，被路人指指点点，不准上厕所，有一次还尿了一身；她的女儿因此被同学取笑、侮辱、谩骂，而神经失常发疯；她的小儿子在一次批斗中被打瘸了腿，在床上躺了半年后，在一个深夜她给了他十元钱和一条半旧的毛毯，他离家在外流浪了十几年，直到她老公死后半年、“四人帮”打倒了才回家。

       既要接受批斗，又要照顾生病卧床的老公和精神失常的女儿，即使生活如此悲怆，但她每天都把自己精心打扮，头总是梳得油光发亮，即使是没东西吃，她每天也要起火烧点开水，不让别人看出她今天没饭吃。

       夏天她还兼营凉饮。每天起得更早，把薜荔（凉粉果）的籽挖出装进布袋，在脸盆用凉开水不断揉捏，挤出胶质过滤后加入石膏粉做成凉粉冻；还用石花菜与杏仁混合再加糯米磨浆，加水煮沸后待凉冷凝结成杏仁冻，再用尖刀割成小块，做成杏仁豆腐，她认真地做着每道工序，做出的凉粉冻和杏仁豆腐口感极佳，凉粉冻二分钱一小碗、五分钱稍大一点的碗，杏仁豆腐一毛钱一碗。我们用口袋仅有的二分零钱买一小碗凉粉冻，她那装凉粉冻的小碗，小巧玲珑，美而精致，大人说那是以前大户人家才有的，握在手里，光滑油润，我们用调羹慢慢地将碗底的白砂糖和薄荷水搅均匀，然后再撅起嘴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吸吮着，至今还记得那微甜冰爽的凉粉冻，慢慢地沁入心脾，清爽至极的感觉；至今还记得她翘着兰花指用小勺子小心翼翼地舀凉粉冻的优雅动作，小勺子轻轻捣碎凉粉冻，碰撞小碗，发出的清脆的银铃般的响声，常常回荡在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