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同时，埃伦和博福特被伊迪丝.华顿逐出了她的《天真时代》的纽约“上流社会”。只不过相较于小说的女一号奥伦斯卡伯爵夫人埃伦，博福特只在自己家的舞会或者射箭场上赚到过人们“主角”一般的眼神。大概连他自己也相信，在老纽约——华顿所称的“世袭贵族”们的上流社会——眼里他自始至终只不过一个“暴发户”而已。

在那个“天真时代”，纽约的上流社会还是个滑溜溜的小金字塔，人们很难在上面找到立足之地。其底部是坚实基础，即所谓的“平民”，他们多数凭借雄厚的财力，通过联姻而跻身上流社会。从这个富有却不引人注目的底部坚固地向上收缩，便是由明戈特家族、纽兰家族、奇弗斯家族及曼森家族代表的那个举足轻重的紧密群体，他们的祖先都是有名望的英国或荷兰商人，来到殖民地发家致富，成为这个金字塔的中坚力量。处在塔顶、真正称得上贵族出身的只有二三户人家：华盛顿广场的达戈内特祖上是正宗的郡中世家；范德卢顿先生是第一任荷兰总督的嫡孙，他家曾与法国和英国的几家贵族联姻；还有与德格拉斯伯爵联姻的拉宁一家。他们构成上流社会的最高阶层，却也显然已处于日薄西山的衰败阶段。

博福特便是处于金字塔底部的富有却不显贵的所谓“平民”。作为内战之后崛起的新富，他没有高贵的血统，却有纽约第一流的住宅，而且是“纽约为数不多的有舞厅的住宅之一（甚至先于曼森，明戈特太太家和黑德利.奇弗斯家）”。博福特太太却属于美国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因为她的表姐、鲁莽的梅多拉.曼森“好心做坏事”而嫁给了博福特。但结婚两年之后，人们已公认她拥有了纽约最引人注目的住宅，“没有人知道这一奇迹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博福特家的舞会是纽约社交界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他亲自训练仆役、教厨师烹调新的菜肴，亲自挑选宾客、酿制餐后的潘趣酒，但社交界面前出现的他却是一位漫不经心、热情好客的百万富翁。二十多年来，人们说起“要去博福特家”，那口气就跟说去老明戈特太太家——“拜访曼森.明戈特太太永远是年轻人的一件乐事”——一样地心安理得，“外加一种明知会享受灰背野鸭与陈年佳酿——而非劣酒与炸丸子——的满足”。

在“正统”的老纽约眼里呢？一方面，他被认为是个英国人，彬彬有礼、仪表堂堂、脾气很坏，但却诙谐好客。另一方面又被认为生性放荡、言辞尖刻，而且来历不明、履历神秘。他在纽约上流社会取得“公民权”被一致认为秘密在于他成功的处事方法：尽管纽约的商业良心跟它的道德准则一样地敏感，但他搬走了挡在前面的一切障碍，“就这样把全纽约的人搬进了他的客厅”。于是，尽管人们对他的身世与行为还有种种议论和非难，但博福特已经凭借财富叩开了上流社会的大门，并迅速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致可以与明戈特家族为代表的旧富们平分秋色了。

埃伦的“正宗贵族出身”正来自明戈特家族，只不过她的出场是由于婚姻不幸刚刚自欧洲返回纽约投靠家人。她从巴黎逃回纽约，以为“这方亲切的故土就是天堂”。但是，追求自由、不向市俗低头的埃伦除了她与丈夫的离婚不被老纽约允许，她的大胆行为和追求自我的作风在那个视“体面”为最高原则、“害怕丑闻甚于害怕疾病”的纽约上流社会，无疑也是异数。用她的话说，她回到自以为“等于太平、等于自由”的纽约，只有两个人理解她的孤独和恐惧。一个是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他被埃伦的自由精神深深吸引，并由同情进而倾心爱慕，演绎了一场注定逃脱不了的爱情悲剧。另一个却是博福特。

在埃伦返回纽约之初，博福特就对她表现出了超越社交圈习俗的好感与帮助。埃伦在纽约社交场合露面的第二天下午，“全纽约的人都看见她和他一起沿第五大街散步”。接下来，博福特在麦迪逊广场“偶遇”埃伦，并肩乘马车送她回家；坚定支持参加——除去博福特夫妇及老杰克逊先生兄妹，所有的人都拒绝了邀请——明戈特家为欢迎“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埃伦举办的所谓“正式宴会”；与埃伦共同参加了老纽约唯恐避之不及的“鞋油”寡妇勒姆尔.斯特拉瑟斯太太的宴会；因为替埃伦发现了一所“理想的小房子”，怕被别人抢走，长途跋涉到斯库特克利夫传口信......

埃伦坦然接受了博福特的种种“讨好”，还从“专供‘搞写作的人’居住的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的街区”搬到了“博福特费尽周折为她觅得的“理想寓所”。而博福特，“银行家”生意却似乎已危机重重。

其实，关于博福特的流言一直没有中断过，令人不安却经久不息，不仅在第五大街而且还在华尔街流传。除了在他所到之处，总有一位颇似范妮.琳——博福特公开豢养的情人，在妻子死后悄悄娶了她——的女士伴随，除了他的豪华游艇以及一些闻所未闻的奢侈品，有人开始说他投机铁路亏了本，另一些人则说他被那一行里一个最贪得无厌的人敲了竹杠。但对于每一次破产危机的报道，博福特总是以新的挥霍作答：修建一排崭新的兰花花房，购买一群新赛马，或是在他的画廊里添置一幅新的梅索尼埃或卡巴耐尔的画。

然而，博福特最后这一次终究还是未能设法“过关”。虽然华尔街有了更多安慰性的报道，不十分明确却很有希望；虽然他让人们相信，遇到紧急情况他可以请求有权势的大人物帮忙，并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成功——当博福特太太戴着一串祖母绿的新项链，面带熟悉的笑容出现在歌剧场上时，社交界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他通过散布自己已度过难关的谣言，让他的存款人安了心，以至到前一天傍晚还有大量的付款源源不断地注入银行。然而终于，令人不安的报道又开始占据上风，向银行的挤兑再次让银行破产关门。博福特的失败、他丑恶的懦夫行径，成了华尔街历史上最可耻的事件之一——在破产已成定局之后，银行竟然还收了整整一天的钱！

“整个纽约被博福特的无耻行径罩上一层阴影。”如同小说主人公阿切尔与埃伦的爱情因触犯纽约社会的道德规范而流于破灭，博福特受到上流社会摈弃已无可避免，只是他违背的是绝对诚实这一“绅士规范的首要法则”。他远逃异邦，太太也几乎被当成他的帮凶受到一致的谴责与唾弃。在“为要失去纽约最好的舞厅而提前发出悲哀的叹息”之后，“大家都同意她（阿切尔太太）的意见”：博福特夫妇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北卡罗莱纳州那个小地方养拉车的马，做“呱呱叫的马贩子”。只有埃伦不顾周围人的责难，勇敢地去探望了博福特太太。

再回头看看容不下埃伦和博福特的纽约上流社会。以博福特为代表的“暴发户”们对贵族阶层在财富上形成了挑战，但这一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准则仍然坚不可摧，将人们的行为束缚于固有模式和有一定的成规：穿着打扮、言谈举上讲究“得体”，听歌剧早到是“不合宜”的，男人按要求分好发型、纽扣洞里插一朵花（最好是桅子花）才在社交界露面，女人从巴黎订做的时髦服装放多久才能再穿......以及晚餐后什么时间出门访客、正式宴会需要多少男仆、订婚后多久结婚才适宜......陷身于这些繁文缛节，以埃伦的自由奔放、不拘于世俗，以博福特的脱不了“暴发户”底子的傲慢、粗俗，两人在这个固化的“上流”阶层殊途而同归便早在人们意料之中了。

许多人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的阶层固化话题讳莫如深，即使华顿也是在时隔40年后，作为小说家的她回顾养育过她也束缚过她的那个社会时，才形象地将所谓的“上流社会”比作那个小小的金字塔。更确切地说，在历史长河里社会阶层其实总是在不断地固化与解体之中。博福特在老纽约们的 “上流社会”勉强挤进又被狼狈挤出，到他的女儿应验了浅薄的劳伦斯.莱弗茨的预言——“假如事态照这种速度发展，我们的下一代就会与博福特家的杂种结亲”——与阿切尔的儿子定婚，那个貌似坚固不化的阶层早已在历史的潮流中轰然解体。已没有人再关心门第和出身，而是开始“忙于改革与‘运动’，忙于时新风尚、偶像崇拜与轻浮浅薄，无法再去对四邻八舍的事过分操心”。

“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如此，博福特的到“上流社会”舞台这一遭，便也有了一定积极意义——即使只为那个单调乏味的“金字塔”留下些许微不足道但已截然不同的色彩与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