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经典，对比着两种译注本再读《学记》，颇有心得。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是我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成体系的专门论述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教育学著作。

《学记》教育教学理论最有价值、最独到之处，是把教学的重心放在“学”上。郑玄指出：“名曰《学记》者，以其记人学教之义。”也就是说，《学记》是记述前人是如何学、如何教的。郑氏解释《学记》之命名，用了“学教”一词，而非“教学”，表明郑氏认为教首先在于学。考察孔子、孟子、荀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其着眼点正在于学习者的学习。也就是说，教学，不是由教师按照自己的设想把现成的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而是从学生的心智出发，教给学生求学的门径、方法，教会学生自己学习。可以说，学生道德品性的养成、知识的攫取、能力的增长，不是单纯消极被动的靠教师的“教”，而是靠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自己积极主动的“学”，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被置于教育教学过程的首位。

从孔子到孟子、荀子以及《学记》，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教育作为社会政治的起点，而教育以学为本。从纵向说，学习与教育应伴随人生命始终；从横向看，学习与教育须遍施社会群体的每一个分子。所以《学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统治，治理）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从始至终都想着学习。典：经，常）其此之谓乎！”

《学记》强调“学”是根本，“教”立足于“学”。其根据学生的年龄、知识、智力等不同情况，而划分出不同的教学阶段，即“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入学第一年考察经文的句读，辨别志向所趋；第三年考察是否专心事业、乐于和他人交往；第五年考察是否广博学习、亲敬师长；第七年考察在学术上的见解，以及对朋友的选择。这个阶段合格叫小成。第九年要做到举一反三，推论事理，并有坚强的信念，不因事物的改变而有所动摇，不违背老师的教诲，这个阶段合格叫大成）。上述不同的教学阶段，都是依“学”而确定的。

《学记》提出教的过程必须以学的过程及其规律为基础。言之：“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优秀冶匠的儿子，必须先学习制作皮衣的技术；优秀弓匠的儿子，必须先学习编制簸箕的本领；开始训练小马驾车，与一般情形相反，是让小马隧在车后。君子明白这三件事所包含的道理，就可以立志于求学了）学习过程必须遵从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由此及彼、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教学过程也必然要依照学习的规律。

《学记》指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之）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生有四种过失，做教师的一定要知道。学生在学习中，有的过失在于所学贪多，有的过失在于所学务少，有的过失在于态度轻率，有的过失在于不求进取。这四种过失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学生们个性不同。只有了解他们的个性，然后才能纠正他们的过失。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扬学生的长处而纠正他们的过失）即教学是建立在对学生的身心特点及实际情况（个别差异）进行全面细致了解的基础上。

美国人本主义教育心理学家罗杰斯在其《学习的自由》（1969）中指出，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促进变化和学习，培养能够适应变化和知道如何学习的人。他说：“只有学会如何学习和学会如何适应变化的人，只有意识到没有任何可靠的知识，唯有寻求知识的过程才是可靠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很显然，这是对两千多年前《学记》的遥相呼应。（19.01.15《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