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22日8时，“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三宅光治、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片仓衷等5人，在沈阳市东拓总部楼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这5人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武力占领满洲；二是用300万日元收买愿为日军效命的人员和中国军队；三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即“满洲国”。
这个国家以日本为盟主，以日、满、蒙、汉、朝五族组成，以溥仪为首脑，下设五个镇守使。
他们提出了具体名单：吉林镇守使熙洽，洮索镇守使张海鹏，热河镇守使汤玉麟，东边关镇守使于藏山，哈尔滨镇守使张景惠。
这个计划由土肥原提出，其他人一致同意。
根据会议决定，关东军立即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此方案确定“建立以宣统帝为首，领土包括东北4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王道乐土”。
但“国防和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实际上，裕仁天皇并不真正反对他的陆军扩张帝国版图。即使对他的统帅权有所冒犯也无关紧要——只要行动是成功的。
9月24日，石原在22日秘密会议基础上又秘密写成《满蒙问题根本解决方案》，初步决定了“满洲国”政府在大总统下设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及其具体组织序列，设立6个省区：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东省特别区、蒙古自治领旗。
三宅、坂垣、石原、土肥原、片仓衷等5人沈阳开会的次日，东京的大佬们也有一次神秘的聚餐：木户侯爵在位于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住宅里，就召集昭和天皇少年时的老大哥们聚餐。
当然聚餐是幌子，他们没有想往常那样要艺妓作陪，而是简单用餐后，开始了5个多小时“闲聊”。
当时摆在聚餐的大佬们面前的难题是：
西园寺公爵的自由派支持者、工业和金融家们坚决反对进一步过激的冒险，主张在中国东北实施保守的、有限的攻击，以避免引起国际社会普遍的反感和敌视；
国联方面声称要对日本实施经济和贸易制裁，日本经济有巨大的潜在的损失；
必须安抚和控制日本的工业和金融家们继续为业已开动的战争机器提供资金；
......
聚会者们决定制造出一整套的方案，以应付海内外的各种阻力。
这个方案由三个相关而不紧密的环节组成，以至它们相继发生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日本侵略集团一个巨大的阴谋的相关一幕，而长期被它欺骗。
这第一个阴谋是制造“美元危机”，这是一个大规模侵吞公款，对自由派实施集体收买的方案。当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迫使各大国放弃金本位，疯狂实行货币贬值。
这一方案就是提前让西园寺公爵的自由派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得知贬值的消息，而可以从容抛售日元，然后再等日元巨幅贬值后，以夸张的低折扣买回日元，这样可以让自由派们从中获利上亿美元之多。在巨额的汇兑差额面前，自由派的阔佬们闷声发财去了。
淞沪战争
这第二个阴谋是策划一个“假战争”：淞沪战争。然而它直接导致了一场真实的浴血战争，日方为此死伤了三万人。
近卫文麿
这个建议是皇亲国戚中的显贵，近卫文麿公爵提出的。近卫文麿则是根据关东军少壮派的提议，提出可以在上海搞一个用以转移视线的军事行动，使国联的神经紧张起来，然后日本再在上海做出让步，以保全日本在满蒙的利益可以得到满足。
日后的淞沪战争，除了战争的规模和代价远远超出日方意料之外，事件果然是按事先准备的“剧本”上演了。当信以为真的西方国家以为狂热的日本士兵将直接威胁它们在上海的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投资时，在国联开会的西方政治家们如坐针毡，收起正义的面具，只要日本从上海撤军，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漠视日本关东军制造一个名为“满洲国”的怪兽。
这第三个阴谋是制造“政变威胁”。用政局不稳，政局动荡的现象，巧妙地恐吓在日本的各国外交官，要他们转告各自政府不要对日本政府施加过大压力，以免日本政府出现更多的政变，出现更为反西方的极权组织上台执政。
这三个相关而不紧密的环节组成阴谋就是一幕现代版的苦肉计，目的是要西方必须照顾昭和天皇所面临的国内难题，要求西方对日本政府当前的侵略行为予以谅解，否则，亚洲最大的市场的稳定性将荡然无存，西方在远东的利益也将荡然无存。
溥仪
9月27日关东军要求日本的天津“中国驻屯军”监视溥仪，并考虑将来由日本海军将溥仪携往东北筹建“满洲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