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03年我13岁，读初二，是年级里年龄最小的学生，那时候排名虽然仍旧处于班里中上位置，相较之前却已经落后好几位。哥哥大我两岁，在读初三，成绩优异。
我们家经济条件一直很不好，爸爸担心如果哥哥跟我相继在两年内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家里的负担将会很重很重，就劝说我再读一年初二，“你读书早，留级一年吧，将落下的名次追上去，打牢基础日后轻松。”
2.
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计划生育搞得好像不是特紧张，跟我年龄相仿的小孩，家里至少都是有两个娃的，我自己也属“超生”范畴。有相熟的远亲干部看家里实在困难，就帮我爸妈出主意——告诉工作组我是89年生的，这样罚款金额就会从2000元降到200。2000块钱，一直到我考上高中之前，对我家来说都是一笔巨款，何况我刚出生的年代。所以小时候有很多次，在跟哥哥闹别扭后他都会说“你是多余的，本来不会生下你的，你就值200块钱。”
有件事是我一直都没弄明白的——既然已经跟计划生育工作组说过我是89年生，只比哥哥小一岁，那为何后来在派出所上户口，户口簿上我的出生年月都是准确的？爸爸妈妈也说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反正没有人跟我一样好奇就是了。
3.
我在家附近的小学读了学前班，又读完五年级，然后就毕业了。初中去了离家十里路的地方，那是一所小学、初中同校舍的学校，看招生情况，初中年级有的年份会有两个班，有的年头学生少，只有一个班。
哥哥及其他之前的年级，很多小孩读完小学就不读了，有的甚至小学都坚持不完，所以一个年级也就一个班。我及其之后几年，学校初中年级都是有两个班的。又过了几年，我们那里的农民开始重视教育，计划生育的成效也明显显现，一大部分的农村小孩被家人带去了城市里接受教育。我研究生毕业开始工作后无意间听爸爸说我的初中母校，连同她的小学部都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空空的校舍，曾经教过我课业的那些老师，还没退休的要么考进了城里，要么散到了附近还没撤销的学校里，我的一位数学老师，分配到了我的小学母校——现如今那里每个老师平均带不了十个学生。
4.
我出生且长大并将一直是我故乡的那个大西北穷山僻壤的小乡村，教学质量一直不太好。爸爸“建议”我初二留级的时候，我想了想，尽管当时成绩还可以，但按照一般推断，我们那两个班能考上市里两所重点高中的不超过三人，市一中的苗子更是只有一个，我若是在初三赶不上去，第一次中考就会失败。好像下一届的水平要比我那一届高一些，老师们都是这样讲的。所以，我答应了。
03年夏天，期末考试前的一个课外活动，除了值日生，其他同学都去操场玩耍了，我磨磨蹭蹭踱步到教师办公室那排小平房边小心观望，看到校长办公室周围没什么人的时候，像个勇士一样走了进去，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要留级”。校长非常年轻，还英俊，他教过我的初一语文。听我讲完后他问“你学习蛮好，为什么要在初二留级？”也许是心有不甘，又或许还舍不得当时的班主任跟班里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吧，还或许明白真实原因的我心里多少存有点对爸爸的怨恨，听完校长的话我竟然眼泪扑簌簌无声直流。
办公室还有其他老师在，他说“这姑娘，话只讲一句，也没人说你，怎么就流这么凶的眼泪了！”校长也一怔，接着苦心劝我“初一关键，很多人进入初一不太适应，学不好会选择留级；你初一我带过，了解情况，那时候都学很好，初二能有什么问题！更重要一点，万一你留下来，到时候中考失意再要复读，后面一届就是课改新教材，你不怕挫折压力很大吗？”我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流眼泪，校长也没了办法，最终只得说“你要实在想留，家长也同意，我也没有不答应的理由。”
那个说我流泪太凶的老师，他是体校毕业的，我顺利留级后，就成了我的语文老师。印象特别深，深到15年后的今天还记忆犹新，有一次课上做考卷，他问我们——“怅惘”的“怅”（他自己读出来的声调是三声）是几声啊？全班都拉长音调说“三声！”结束后有一个孤单果断格格不入的声音想起：“四声”，那是我。
5.
新的学年开始，我到了新的班里，这个班除了我整个系统都是从初一升上来的原班人马。班主任王老师叫我做副班长，班长是个特别优秀的大哥哥，数理化长期满分，待人也是真诚温和，后来我们上了不同的重点高中，却也一直保持了多年友谊，直到他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我读了研究生，也就断了。
王老师师范毕业，教我们数学，高大帅气，浑身都充满着年轻大男孩特有的阳光与蓬勃朝气，他未婚，与当时教我们英语的漂亮女老师有点暧昧。
据说他刚毕业后的两年是在镇上的中学教书的，那边的学校规模更大一些，每个年级都有三个班；教室在三层的楼房里，不像我们都是红砖混凝土砌出来的平房；那边升学率也高一些，初三年级每个班都会有几个人到十来个人考上重点高中；那边的师资也会强一些，没有专业的副科（地理、生物等）老师，但也不会出现体校毕业教语文的这种情况；那边交通也便利好多，隔一小时就会有来往市里的班车，而我们学校附近，每天只有早晚各一班次；当然，那边老师的竞争压力不小，王老师教课很好，学生喜欢，他带的班级平均分算是较高的，但不知什么原因，被“下放”到了村里的学校。
新的班级里，大部分科目的老师都比之前相对教学水平高一点，优秀的同学也多了几个，似乎一切都好了起来。只是我安静了很多，再也不是在以前的班里被插班进来的男生嫌弃“聒噪”的活跃小姑娘，只跟几个同学交往又很少玩闹。之前每每课间就去找同学到室外透风，几乎跟全班人都相熟，看哪个男生内向到基本不说话又不是真的不愿意与人交往就专门去逗他们说笑的女孩子，不见了。
我个矮，偏瘦，那时候已经剪掉了马尾，十足十一副“假小子”模样。我不太爱说话，又是插班进去的，同学都不太敢接近。平常除了班长大人找我讨论理科题目，再跟两个要好的女生聊聊天，还有给周围问问题的同学讲讲题目，偶尔也会随着其他班委去出个板报，空闲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做题或者发呆，不作为的“副班长”是个闲职。
我有个特殊爱好，课外活动或者刚下体育课趁着教室人少的时候特别喜欢从前排的窗户里出入，于是有几个经常性不出去玩耍要么呆教室做题，要么纯属为了躲避操场里飞扬尘土的同学，他们印象里就有一个【在人少时跟平常坐着发呆形象完全大相庭径的成绩很好的】女孩子，这些人里就有班长大人，后来好多次说起，他都惊叹“怎么会有文静的女孩子那么喜欢翻窗户！”
6.
初三开学后，换了班主任！王老师他考上了市直机关公务员，他甚至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的告别，就离开了我们。我每天故作老气横秋的姿态包裹着的内心里，非常想念他，想念他的数学课，想念洒脱不羁且英俊恣意得满身年轻人气息的他。现如今回顾我成长的历程，好像每一阶段都会不自觉被活力四射的年轻气息所吸引，直到现在接近而立之年，每每看到球场上奔跑的少年，都会莫名地感动。
班主任变成了读着chang惘的语文老师，他看我顶着副班长的头衔却叫班长一个人做了所有的工作，就把我跟一个男生学委换了职位，我开始了每天抱着作业往返教室与几科任课教师办公室的旅程，终于有点作用了，倒也很欢喜。
换来的数学老师有多年教学经验，口碑还不错，只是在“素质教育”的号召下，他从多年方言教学的习惯里跳进了普通话的“怪圈”，数学课堂变得有点诡异——每个人都憋着笑，却只能低头使劲的克制自己。这个时候我又开始特别想念王老师流利清晰的普通话，甚至年少不理解的心底里有点责怪他连一年都不肯等我们，我想肯定也会有人跟我存有同样的心理，只是大家虽然难受，虽然还不是很懂事，却也明白小小的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王老师不会回来的。
后来我读了市一中，有次在跟舍友逛当时小城里唯一的大型超市时，看到了已经有点青年发福的王老师，身边应该是他的夫人，手推的婴儿车里是个白白胖胖的小子。那些年小城的发展好像终于见到了春天，那家唯一的大超市里总是特别的拥挤，大爷阿婆们看打折的商品就似不要钱一样疯狂，常年讨论的都是“万家和的鸡蛋哪天哪天会降几毛钱……”也多亏这种“繁荣”场景，看到王老师的一瞬我就弹开到一旁的货架后面，因为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打招呼问候，走向收银台的他应该没有看到。之后有一次我去班长大人的学校找他玩，说起见到王老师的事，他告诉我之前老师考上的是市里某位领导的秘书，他们好像一直还有联系，而淡漠如我，慢慢地把所有的过往都只是默默装进了回忆里。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懂事了，很是为王老师高兴——靠教书，他可能很难有机会进到城里，还有可能十几年后被解散到各处只有零星几个学生的小学里……小地方公务员考试流行之初，他当年机智跳脱，再也不用每个星期骑着二八杠从家里带上一周的口粮，在或平或陡的山路里行进十多里路开始一个星期的住宿教学生活，常年都是在那间既办公又住宿的小屋里自己生一个小炉子，做一锅西红柿鸡蛋面，好像永远也不会吃腻的样子。
7.
也是在初三那年，我的交际圈子里出现了两个特别不起眼的小孩，杨同学和赵同学，赵娃娃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重新排座位后，他俩是同桌，我坐到了他们前面。
他们比我小一岁，属羊，都是留守少年。听说照顾杨同学的杨家爷爷奶奶年龄都已经很大了，赵同学我不甚了解，情况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杨同学较为沉默，赵同学要活跃一些，他俩都不爱学习，成绩很不好，却也不特别调皮捣乱。
可能因为都是朋友不多的人，又极好相处，我很喜欢跟他们玩耍逗趣，虽然很多时候他们都有点害羞，总是低着头跟我说话，赵同学的活动范围广一些，他低着头的次数会少一点。
爸爸妈妈离家拼搏，也只是为孩子能生活好一些，所以他俩好像总是会有比较多一点的零花钱，只是少了些陪伴。
他们总会有好多好玩的小东西，全是小地方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内特流行的玩具，大孩子小孩子玩的都有，其它的没什么印象了，只是扑克与小手枪一直忘不掉。
我们离镇上有半个小时的自行车车程，有段时间每遇上赶集的时候，上午最后一节课他俩准保会骚动一阵，等下课铃一响赶紧冲出去，慢慢我才知晓，是去镇上买小玩意了。
遇上不严格的老师，课上他俩总是在玩扑克，基本上大半天都埋在里边，我一直很不理解，两个人的扑克有什么好玩，并且还时时两副牌一起，每人厚厚一叠！问过他们几次，也只是笑嘿嘿嘿地笑，皮肤黝黑却细净，牙齿白白的，煞是可爱。班主任的课更是肆无忌惮，因此总被叫起来回答问题，他们根本没听见，却也不紧张，站在那里支吾着扭身体，全班都笑了。有时候午休或者体育课，我也会跟他们一起玩牌，玩耍中时间总是很快就过去了。
快毕业的那个夏天，杨同学去赶集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有了好几把各类的小手枪，有黑色质地较好的装塑料小子弹的，也有彩色质量较次的小水枪……我很喜欢那把黑色的，他也大方，课外活动我就不再去土操场，总是游荡在教室周围练习“射击”，有次被值周的女老师逮到，着实担心了几十分钟，直到放学时班级没被点名扣分才踏实下来。我们的小手枪从来不对准人的。
我其实仗着成绩不错蛮矫情的，不太爱搭理无所事事混日子的小朋友，却对他俩尤其感到亲切好玩。
毕业前期大家开始写同学录，他们给所有人都写了“万事如意，学业有成，事业健康”之类的词语，每本上不超过俩词。我的那本，意外的有大半页，虽然也不是什么煽情悲离别的语句，但也能看出是绞尽了脑汁的真诚祝福。以后再翻起那本册子，每一面的满页都不及他们那两页让我欣慰自豪。
没怎么告别，大家就各自东西了。
我读了高中，他们不出意外应该是出去打工了。有次小长假回家，忘记是杨同学还是赵同学（但我不会忘记是他们中的一个，而不是别人）打电话到婶婶家小卖部的座机上找我（初中毕业时我家里还没有电话，所有同学录的联系电话里都填了那个），那会儿的农村，有男孩子给女孩子打电话好像是很不应该的事，我在小卖部里几个人异样的注视下，很不自在地说了没几句话就道了再见，甚至都没留下对方的号码。从此，我们断了所有联系。
后来很多次想起那两个可爱的小身影，多少都会有点遗憾。村妇们跟村里的汉子说些俏皮话甚至言语上的打情骂俏都是常有的事，他们却不能够也不愿意去理解小孩子之间的异性友谊。
小时候，多么纯真呐，我很想说，繁重的课业里忙碌的生活里，也曾想起过过去的友谊，不知道你们还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