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尽管庆氏一派的庆舍、庆绳、麻婴等死于惠高、惠栾、陈、鲍等策划并实施的 “乙亥尝祭” 之乱，但领兵在外巡视的庆封仍然颇有实力且准备充分，并于十二天后的冬十一月丁亥日就帅师攻入临淄：
……庆封归，遇告乱者。丁亥，伐西门，弗克。还伐北门，克之。入，伐内宫，弗克。反，陈于岳，请战，弗许，遂来奔……（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可见政变的四族尽管有充分时间准备，但还是敌不过庆氏之甲的兵锋。庆氏尽管没能攻克四族防守的内宫，但是表面上也没落下风。好在 “二惠” 与陈、鲍事先成功控制住了国君齐景公，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使得庆封在已经无法武力翻盘的情况下只得主动先后出走鲁、吴等国。
庆氏的流亡并非单枪匹马，而是包括原先依附其势力范围之下的诸多人口和兵力集体出走，以至于吴王馀祭专门将朱方（今江苏镇江丹徒一带）封给庆氏以聚集其族人，于是庆封终于成为了统治一方的封君：
如图，朱方位于春秋时期的古长江口处，是吴国从太湖流域向西进入长江中下游和巢湖流域或者北上进入淮河流域的关键据点，也是楚国顺江而下进入吴国境内的必经之路。因此可见吴国对于庆封来奔的重视、以及庆氏当时仍然颇具实力的事实。
庆氏及其附庸势力的流亡给齐国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于是如何重新设置六卿又成了一大难题。如果按照在事变中贡献的力量而言，则 “二惠” 和陈、鲍理应排在最前。不过如果考虑到 “乙亥尝祭” 之变的最初根源，在于代表旧公族的 “桓族” 庆氏与象征着新势力的 “惠族”、“顷族” 和 “灵族” 等之间结构性矛盾。因此 “二惠” 夺权绝不意味着其愿意与异姓的陈、鲍等深度合作、分享利益，而仍以扶持更加亲近的顷、灵之族以巩固 “惠族” 的执政为要务：
……崔氏之乱，丧群公子。故鉏在鲁，叔孙还在燕，贾在句渎之丘。及庆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在齐国的六卿之中，由国、高、宗三家世袭的前三位 “三官” 依然无可动摇，那么可以调整的只有具体负责政务的 “三宰”。齐景公通过 “赐邑” 加封的方式试图先后希望以下四人成为卿：
……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与北郭佐邑六十，受之。与子雅邑，辞多受少。与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为忠，故有宠……（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此段记载的向四人分别加封 “六十邑” 的做法，就相当于 “命某某为卿”。与之类似的，就在上一年（前546）的卫国，刚刚复辟不久的卫献公就在公孙免馀等支持下攻杀执政上卿宁喜（悼子），事后卫侯为了答谢也曾经试图赐给公孙免馀六十邑使之为卿：
……公与免馀邑六十，辞曰：“唯卿备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乱也。臣弗敢闻……公固与之，受其半。以为少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可见公孙免馀为了避免卷入六卿之间的矛盾而只在原有六十邑的基础之上接受另外三十邑，成为了地位略低于卿的少师。同理，庆封在变乱之前曾经分别向晏婴和北郭佐寻求支持但是遭到了拒绝，说明此二人首先必定是与陈、鲍类似具有相当地位的大夫级别，也即类似公孙免馀已经拥有了六十邑，如果接受了加封的六十邑则超过百邑而成为了卿。
不过晏婴意识到此次对过去崔、庆遗产的再分配中，惠、顷、灵三族获益丰厚，而在 “三宰” 的任命上又完全倾向于公族，因此出力颇多而收益有限的陈、鲍必然不满，将来随时可能再与 “二惠” 决裂，因此拒绝了赏赐以避祸。北郭佐则接受了全部加封后势力达到一百二十邑而成为卿；公孙虿、公孙灶此时已经为卿且仍有很多机会可以获得封赏，因此俨然地向齐侯退回了部分或全部加封，以表达对国君的忠诚。于是此时齐国的六卿格局如下：
如表可以推知 “二惠” 的执政理念：由于其将一度依附于庆封而又曾间接参与驱逐庆氏的卢蒲嫳流放，表明其执意排斥 “桓族” 的主张；北郭氏出身不详，应该与晏氏类似都属于远支公族，也即 “惠族” 希望通过拉拢晏氏、北郭氏而缓和与旧公族之间的矛盾；同时这一安排又继续排挤了颇具势力但是分别异姓出身的妫姓陈氏和姒姓鲍氏，使得齐国政权长期集中于近支公族和威胁性较小的远支公族手中。
从稳定政局的角度出发，此格局吸取了晋国纵容异姓家族做大而削弱公族的教训，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有助于巩固国君的权力。但是从长远看，齐国毕竟是建立在一个充斥着庞杂的异姓人口的少数姜姓殖民国家，因此这种格局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可能随时爆发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