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风了》作为宫崎骏“曾经的封笔之作”，其风格与之前众多热门动画作品格格不入，甚或不能获得宫崎作品集荐中的一席之地。相比宫崎向来对受众的无限包容，《起风了》却常常使大多数观众昏昏欲睡。但也因此，我必要对这部我最爱的宫崎作品做些辩解。

影片改编自堀辰雄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真实历史人物，天才堀越二郎——零式战机开发领路人的梦想征程与爱情故事。我仍然从手法谈起。《起风了》比之于宫崎脍炙人口、大受欢迎的前作，是机械、现实、残酷的“悲剧”。在《霍尔的移动城堡》中试探描写的战争与灾难在《起风了》中毫不避讳地表达，宫崎惯常使用的奇幻场面沦为表达工具，仅仅用以体现自然灾害的残暴和战争的压抑，而不再是主旨，使得影片不再是引人入梦的歌谣，而是冷漠的现实描绘。宫崎在此像一个突然严肃的长者。这使得其诸多影迷对《起风了》不约而同地拒绝重温第二遍。我也觉它压抑痛苦，这本不是我向来喜爱的美好童话，也不似宫崎。

事实上，宫崎并未在《起风了》中完全抛弃童话式的描绘手法。影片中女主人公里见菜穗子在起风的草坡上绘画的一幕常被用作宣传海报，这是堪称唯美的“田园牧歌”式画风。但它依然未能拯救影片的浓厚悲情，反而为之增添了几重悲哀。

不同以往的不仅仅是风格。影片最大的争议在于，宫崎将堀越二郎这位为二战杀人机器制造作出重大贡献的“罪魁”设置为主人公。这被认为一反宫崎向来一以贯之的反战思想，抛弃政治而讴歌梦想——尽管影片伊始便借意大利飞机设计师卡普罗尼之口，传达了“设计飞机仅仅是梦想而已”的观点。“战争过后，这将不是装载炸弹，而是运载乘客的豪华飞机。”——两名纯粹的飞机热爱者这样企盼着。可如此一来，影片更加不可避免地担上了“为战犯昭雪”、“讴歌右派”的罪名。

但是，作为反战积极人士宫崎骏的作品，《起风了》仍然获得了人们的高度信任。影迷们全然相信并尽力理解着宫崎创作它的初衷——“这部电影并不是纠结于战争话题的东西，也不是通过零战的优秀设计来鼓舞日本年轻人的作品，也不是用‘零战设计者本来是想做民用飞机’以掩饰作为设计者对于战争的责任的心计”。

而我却并不全然相信所谓“不纠结于战争话题”。讴歌梦想这样“必备的”影视题材，在堀辰雄的笔下深刻至此，正是因为他在赞颂笔下人物梦想的同时，依然没有放弃他一直为之不安和怀疑的“战争”。事实上，我认为《起风了》更甚于宫崎以往的反战作品。“我们只是想描绘一个对自己梦想忠诚并为自己梦想进步的人物罢了。梦想是可以使人疯狂的，这一点我们也不能掩饰。梦想是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也可以说是人一生的陷阱。追求美的代价是重大的。”——无上美好的梦想束缚于荒唐至极的战争，个人的纯粹理想和美好生活被国际战争所捆缚，打上“杀人凶手”的标签。难道这不足以明白地将战争架上万人唾弃的刑台？

这不是虚伪的国际主义或干脆扯下遮羞布的个人主义。将个人高举的同时，影片无数次表达了日本公民对国家发展的热望，对国力衰微的屈辱。为国、为家、为梦想……这是日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是这个“民族宿敌”引起我共鸣的成分。影片所描绘的这个国家，与其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何其相似。影片怀念着动荡的、艰难的昭和时代，就如我们对曾经朴素的、艰苦卓绝的中国怀着乡愁般的情怀。

《起风了》的另一主题——爱情，好似更加奔放地毁弃前路——毫不痛惜地放弃诸如白龙千寻、霍尔苏菲、阿席达卡与桑……此类至上至强的爱情。《起风了》的爱情波澜不惊又昙花一现。旁观者常常对二郎的“绝情”横加指责——让病重的妻子放弃疗养来到自己身边，又在其病榻边点起香烟伏案工作。况且，在相爱前，二郎甚至一度不曾忆起这名邂逅于关东大地震的少女，这怎是“绝美爱情故事”应有的情节？又怎竟是宫崎的手笔？况且，穗子的死亡更使其“成为悲剧”而不可接受了。

对这些对二郎形象的表现处理，少时的我也曾困惑不已，但又明确地知道，《起风了》并不是所谓悲剧。隐隐只觉有所触动，又是欲辨已忘言。后来得知了日本二战前后风靡的思想，谓之“刹那主义”，觉得无比贴切。爱情这种妙极的东西，普世价值无可解释。不过是两厢情愿、只争朝夕罢了。

谈完《起风了》，不可不谈片中的名句：“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原句出自保罗·瓦勒里的《海滨墓园》。豪放派又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但影片中译得极好，也用得极好。“起风了”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即便如此仍要努力生存。厄运来袭，战争之于梦想、死亡之于爱情。在这样的“飓风”下搏着生命意志——拥有这样崇高思想的影片怎能囿于“乏味无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