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随手写很多零散的句子，但碰到深沉的情感却凑不成一篇完整的样子。过去了一段时间的“年”在心里留下了印记，想默默的把它腌渍封存，像三月的樱花，细微微的落满地，好似铺遍的不是长长的街道，而是被不舍占据的心。今年，我又走进了那间发光的房子。

  防盗门上鲜艳大张的“福”字跟去年变了样。穿过一条只有几步路的走廊，掀起小毛毯似的门帘，吵吵闹闹的味道扑面而来。一边脱去还散着冷气的大衣，一边混着房间里的温暖跟大家打招呼，一年没见，几句话又回到老样子。回身，见躺在护理床上的姥爷，瘦弱干瘪的脸愣愣的看着我，没说话。我问他，记得我是谁吗？他微扭了一下头看着床边的妈妈对我说，“你是她家的吧？”我笑着狠狠的点头，对他，也是对我自己。我要接受他如今有气无力的样子，也要接受他记不住我的样子。护理床边的加湿器低嗡嗡的响着，水汽渐渐弥漫开来，姥爷静静的躺在那，这所房子依然发光。

  小时候常听姥爷讲他小时候的故事。1934年，延吉在日本统治下，叫“间岛市”，部分地区也正被前苏联管制，他住的大院里总是有“老毛子”开着挎斗的摩托车，久而久之，他和小伙伴跟“老毛子”交起了朋友，经常跳进挎斗里，风一样的飞驰在那个小世界。后来再大一点，他跟着学校学过日语，俄语，还有一点朝语，虽然老了以后很少听他说过，可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崇拜。那时候，芝麻大的间岛市，有一个会发光的院子。

  19岁，他考上了前身是院系调整时期由各系科合并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那年，满面红光风风火火的他没想过以后的人生，他以为接下来的一辈子都要开始跟石头打交道，无畏的少年自带光芒。入学后的第二年，他因病不得不休学回家，哥哥希望他去乡下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再回来念书，完成学业。可是这一走，他就再没回去…病好了，学籍却没了。他跟我讲这些的时候，像是讲一个别人的故事，然而在平淡的叙述里，我看到了他眼里的光，那是经由岁月沉淀下来，打了蜡包了浆仍然四射如初的光。

  再往后的日子里，他留在小镇结了婚，生了娃，教起了书。时间被一小格一小格的推着朝前走，不温不火，滴滴答答的就这么走了几十年。他爱看新闻，原来每晚7:00他都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看中央台；他爱吃完饭马上就洗漱，牙钢叮叮当当的作响；他爱给家里的猪猪们打针，满院子追着跑；他爱骑着二八杠的自行车在田间，看他种的豆角收成如何；他爱跟小孩子们开玩笑，手指勾一勾总是变出好吃的来；他爱在洋针的抽匣里放5分或者1角的钢镚儿，偷偷的给我零用钱；他爱喝酒，总是拎着空的酒壶走很远的路去粮仓打一桶；他爱唠嗑，常跟他的伙伴们坐在院子前的空地上晒太阳；他爱的，现在都不能做了。

  元宵节，也是离开北方的前一晚，我和表弟在姥姥家。我搬了椅子坐在姥爷床边，缓缓的把头靠在他的头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距离自己几米近的头顶，白花花的天棚上，日光灯没有开。他的右侧墙上，映着绚丽灯光的影子，那是过年时姐姐给他买的七彩莲花灯，转经筒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有些突兀，他没说话……我要走时，姥姥站在床前对他说，“宁宁明天就要走了，回云南去了，露露也是，走时没敢告诉你，明天孩子们都不过来了……”话还没说完，他就哭了，我听见转经筒又转了几圈。

  “姥爷，我走了，你如果想我了就让姥姥给我打电话，我当天就飞回来，特别快，昂~”他点着头，被子下的手兀自浮动了两下，表示跟我再见。我突然想起以前念书在家，每次来，他都站在窗口，望着来时的那条小路，离开时，也要执意等着我们走出转角他才回屋…我掀开被子一角，把他的手拿出来，他握不住我，只能轻轻的搭在我的手心上，我反复揉搓着那只尽剩干瘪的皮囊，血管清晰的甚至能看清它的走向，虎口处的肉已经所剩无几，错杂的纹路覆在皮层表面，手心上的生命线深深的嵌在沟壑里，强劲的像是要穿透这无法比拟的命运。指甲扁平，却仍在生长，汗毛服帖在手背，静静的陪着这顽固又脆弱的他。

  忘了说，发光的房子里还有一只上了年纪的猫。姥爷清醒的时候，偶尔会问姥姥，“猫猫呢？”房间里安静极了，猫猫蹑手蹑脚弓着背，走到姥爷床下找到自己喝水的小碗，自顾自的喝起水来。然后跳上姥爷旁边的床，挨着暖气片，缓缓的趴下，打个哈欠，眯起眼来。姥爷不看它，它也不看姥爷，可是房间里一上一下的呼吸声摆在那，彼此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