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由于文化被资本和权力挟持，受众俨然成了受害者。人与人之间的松散结构，使得受众像一个个原子暴露无遗易于操控。阿多诺认为，文化产品对受众具有决定性力量，大众只能在无意识中接受统治者所灌输的一切内容而无能为力。现代大众文化已变成一种心理控制的手段，“对人们的满足是虚假的，而控制才是真实的。”其直接后果就是阶级认同和团体意识的丧失。这这一点似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是有共识的，拉扎斯菲尔德也曾不无批判的指出，社会控制的重心已经转向一种更加微妙的心理剥削。
我个人认为，从该学派视角而言，受众是被动与麻木的，这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工业产品对人的异化。同质化的产品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和差异性，受众陷入了文化工业的机械化生产过程也日趋同质化。由此，作为受害者的受众，无法挣脱这种被奴役的状态，长此以往的被异化使得受众作为个体的批判和理性思考能力的退化，进而会变得麻木于现状，无意从社会的权威控制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过分夸大媒介所具有的控制能力，显然忽视了媒介另一特性——逐利性。
因此把受众乃至社会问题的出现统统归结为媒介和媒介背后的资本与权力的观点有些绝对化了，诚如有人批判，“真正的听众在阿多诺眼中或许是退化过头了，是回到了婴儿的水平”。某种程度上，这种对受众判断力的低估与其研究方法不无关系，对工具化和数据化的经验研究的批判和对社会批判理论的倚重有些矫枉过正了，将高雅和通俗截然对立，认为大众文化不值一提，而大众文化对受众来说恰恰可能“是一个文化的、积极的‘意义和愉悦’的生产过程”。后来的文化研究学派就否定了受众是绝对被动的，认为受众在大众文化中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再者，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无力反抗的工人阶级，只是受众的一部分，并不具有整体意义。综合这两点来看，受众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是一个群体化的概念，而这种群体的分化是媒体创造出的结果。此外，论断带有强烈的时代背景和哲学思辨是学派的鲜明特征，他们在批判的前提中早已预设了受众的被动和麻木，因此带有一种主观臆断色彩。
其实，这种观念自大众传播产生以来一直就存在，即对大众传播的“恐惧遗传”。即大众传播的内容具有腐蚀性会对受众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诚然是看到了受众的被动性但未免夸大了媒介对受众的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这种论断的一种可能后果就是引导受众更安于政府管控，造成对权威的更加依赖，而这反而将进一步限制受众的主动性。
顺承“文化工业”理论，斯麦兹将其又推进一步，认为意识形态工业所生产的真正产品是受众，“受众商品论”由此出现。他从政治经济角度切入考察了广播和电视的运作情况，暗含了媒介对受众的需要超过了受众对媒介的需要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向我们展示了双重物化的过程，一方面，受众在媒介眼中是被物化的，这容易理解；另一方面，在广告商那儿也是一种物化过程，作为一种资源广告商需要向媒介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获取，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