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生长在环境中，与环境相适应，形成群体。人与人之间通过建立各种关系形成一定的关系网，并以此来进行各种行为互动，构成社会。当人受环境、人文、交往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后，意识和思维开始逐渐变化和成熟，渴望发现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现象背后的奥秘，此时，教育、文化、信仰逐步出现并发展。而教育又是这当中最早发展的，在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和创新后，人们为了方便对不同含义和内容的知识进行归类，便赋予了它们学科的定义，社会学就是其中的一种。
对于社会学的定义，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但总和来说，它就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完整的分析来达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一门社会科学。社会学形成后，不难发现，中西方人们对于它的定义和理解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是必然的，因为成长的背景、接受的文化、信仰的教化、社会的制度等都不同，世代相传，导致中西方人们的思维尺度存在差异，由此出现理解的分歧，而这些对于社会学发展的影响并不大，人类社会还是有很多潜移默化的共同点。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应该结合中西方学者的理念综合考虑来更好的分析社会现象中存在的社会学原理。
人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一定的身份，这个身份决定了人的血统和民族，它将伴随人的一生。此时，国家的发展对于国民来说显得极为重要，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必定能给国民足够的安全感，让他们体会到国家给予他们的无与伦比的自豪感，反之，一个没有能力给予国民安全感的国家，她的国民只能挣扎在战争、灾难、和病痛中，不利于国民的成长也有害于国家的发展。所以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强大，与别国之间产生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在经过激烈的角逐斗争后，总会有落后就要挨打的国家，这个法则就好比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遵循物竞天择的规律。其实，国家本身只是个代名词，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执政者，即人类才是这种国家关系的主导者。西方社会唯实派认为：社会不仅仅是个人之集合，它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实体。从这个观点出发，不能解释”国家从建立到发展是通过人为争取才获得的，并非真实存在的实体”这一事实。对此，唯名派也提出一个观点：社会是代表具有同样特征的许多人的名称，是空名，而非实体，真实存在的只是个人。这个观点仍过于片面，忽略了人与人、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关系，而并不是空名。马克思则综合上述两方观点做了进一步阐释：社会的本质既不是在整体，也不是在个人之中，而只能在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中去寻找。这里所指的人与人的关系便可以解释国与国之间执政者的关系，执政者之间有利益的交换、竞争、合作，以这种交往为纽带，并在遵循一定的国际公法的前提下，进行国家间的互动往来，在这个过程中，执政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个人和整体的关系，执政者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维护国家权益，国家赋予执政者信任和权利，他们之间形成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关系和行为正是社会本质的体现。
大到国家、民族之间，小到地域、家族之间，都有其各自的文化。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所获得的各种能力和习惯。联合国对于国际习惯有一条说明是其须有法律效应，而针对“拿着筷子进西餐厅”这一国际习惯，却是不具法律效应的。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法律属于约束范围较广、约束力更强的正式行为规范，因为法律是通过国家机器来制定、推行和执行的规范，它具有引导和制约社会行为的作用，对某些不良社会行为具有威慑作用，而这一行为属于合理合法的正常行为，且没有对社会构成任何的危害或不良影响，因此其并不具有法律效应；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这是中西方文化的冲击，两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是文化差异的重要体现。中国文化意识中对于筷子的依赖使得人们惯性认同筷子是餐桌上的必备品，离开筷子则无法完成进食行为。同时，西方文化则认为西餐是他们日常的餐桌食物，而刀叉则是必备的用具，甚至连刀叉的摆放都有一定的规矩。其中，筷子和刀叉都是其对应文化所包含的一种物质文明，具有实用、功利的价值，人们在行为中就应该准确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尊重它，此时便认为这一行为存在文化冲击的象征意义，是对物质文明的不尊重，是不应该被提倡的。
人从刚出生时的没有思想和意识到思维、人格的出现和形成的过程在社会学中被认为是人的社会化的一个表现方面，即儿童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过程。对此，以作家王硕的一本小说《看上去很美》中对人物经历的叙述为视角，看到的是儿童在面对社会发展中通过与社会的互动，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在潜意识里接受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到最后适应了社会生活，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其实这也正是结合文化、个性发展、社会结构三个角度，对社会化的一个全面定义。而社会化对于社会和人自身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的个性得以健全和完善，这些影响使得人在社会中更好的生存和繁衍，社会化也会贯穿人的一生，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被人类了解和认可。
社会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每个人独特的人格，人格又包括认知、行为及情感，而自我意识作为人格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在社会化中逐渐形成的。每天穿梭在人群中，我们的生活是以人为基础，自然之物和人自身创造的物质为依托，并以自己的生活习性生活着。生物学界表明，人是灵长类动物；心理学界又做一补充，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灵长类动物。对此，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心理学界的判定是有科学性的，它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符合人类行为、情绪、情感特征的一种判断。“自我意识是人类特有的意识，是人的心理区别于动物心理的一大特征”这是摘自《大学生心理健康通识》中的一句话，看到这句话，不知你是否想过，这句话的由来是什么呢？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做一次大胆的猜测——开始时，是因为人类在长期受人文、周围环境、知识、思维、科技、大自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对自身情感的产生表示疑惑，单纯的认为这是动物都有的生理现象，紧接着，人们在驯养了各种家禽之后，对于小动物的生活习性、日常生活和行为都逐渐了解并熟知。此后，人们便开始对之前的认知产生怀疑，在经过了无数次心理测试、观察与调研、理论查询、案例访谈等多种途径来进行探索人性意识之谜后，最终得出了上述那句话。不得不承认，那句话的前半句是百分百正确，但后半句的真实性也许并未取得最科学的验证，当然，对此，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探索它的谜底。人具有心理感知、情感、意识，这些都是人的神秘所在，不论遇事还是遇人，每一秒人的内心情感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这种变化几乎布满生活的每个角落，支配和影响着我们的一切活动。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自我或人格是社会的产物，是通过社会互动而产生的，他将自我概念又称为“镜中我”，即每个人的“自我”观念其实是他人这面“镜子”的反射。人的意识就可以理解为是在以他人作为镜子后看到了自我，故对关于“我是谁”的看法和判断，自我意识的成熟也就成为了“镜中我”形成的标志。
社会制度约束下的人们，生活有了规律、方向和目标，这样情境之下的社会体系便得以完善，公民素质得以提升，加快了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速度。制度要求公民遵守纪律，公民在审视了纪律的完整性和可行性后，自觉遵守和践行纪律，这种纪律约束下的人们是有思想、有血肉的人，是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然而，就在所有人都尊崇纪律的公平时，总有不少人为了个人利益而搭伙组队来宣传他们所谓的“纪律”，这种“纪律”是一种混杂了利益和冲突的畸形式纪律，是不为人们所接纳的“冒牌货”。这种“纪律”之下的人们，做的都是违背公平公正、彰显个人利益、以低级趣味占主导地位的一系列事情。而对于那些被套在“纪律”笼中的人，都是因为自身的种种因素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或许是为了利益，或许是为了生存，又或许是为了行尸走肉……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受到自身私欲和贪念的蛊惑而进入了“纪律”的牢笼。而这一系列活动的形成正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是人参与到社会中被社会的种种现象影响后而做出的不符合道义的事情。一般来说，社会互动是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从布劳的交换论的角度分析:万物皆是通过交换得到的，人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因为自身没有资源而他人拥有资源，为了得到资源，便会以道义换取利益。但是，从人性发展的多面性角度分析:人是一个复杂的思维体，并且会受到国家、地域、风俗习惯、文化等多方面的约束和影响，并不一直是理性思考或感性思考的。因此，对于布劳的交换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局限性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现象，这些现象正是社会原型的写照，而社会学中的理论就是社会学家们通过深入了解和体会现象背后的真实感所得到的，在每一个现象中都会有其特别的社会学理论渗入。我很赞同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对于社会学的定义——社会学就是要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完整的分析。结合这一观点，我认为，人类社会本应该是像远古时期的社会那样自由，没有太多的思维困扰，人性和兽性并无太多区别，但是或许是人构造的特殊性导致人又不同于兽，人的思维易因自身发展、环境、时空、制度等内外在因素的改变而改变，这就使得人的成长速度明显快于兽，到最后人成为了兽的主宰。与此同时，人慢慢的从身体到身心都发生了变化，人类社会也随之改变，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人接受的知识、制度、环境都在变，思维也变了，社会互动从开始的手语、口语、书面语到了如今的网络语。有人说：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我认为这句话说的太片面，信息需要继续挖掘，人类历史需要继续续写，我们所在的时代只不过是人类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什么时候信息爆炸还是未知数，只能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速率在加大。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从一个视角分析而得出的，对于社会本身的奥秘，还有待破解……
